宛平縣社學有十六所，分散於宛平四周，以移民子弟為學子。
張博誌與孫舉文因為一場“豪賭”，將自己從鎮江送到了北直隸，承擔起了教育重任，考慮到社學之重，隸屬於縣、州、府，行事處處受製，很容易重蹈明初覆轍，兩人曾在一月份上書朱允炆，提議將社學、縣學、府學獨立出地方，即：
社學隸屬於縣學，縣學隸屬於州學，州學隸屬於府學，府學隸屬於國子監，國子監隸屬於禮部。
朱允炆親筆回信讚賞兩人的提議，並表示會慎重考慮，希望張博誌與孫舉文等人先打好社學基礎，招攬好百姓子弟，以做到“弱冠以下，適齡者務必進學”。
張博誌經曆過洪武朝，知曉當年社學出過多少的問題，背後有多少的不堪回首。
受製於洪武朝的高壓政治與官僚統治，社學隻是一個形式，學生不在學，師儒不講論，甚至還成為了官吏迫害百姓，撈取好處的一大手段。
社學沒好處可以撈？
嗬，太天真。
這個世界上，官吏但凡想要弄點好處，螞蟻縫都能摳出錢來。
首先社學是有名額的，比如五十個名額。
其次，有願意讀書進入社學的，問有錢沒有，沒錢，滾。你家有錢，好，啥，孩子來了卻不想讀書，想玩？沒關係，有錢就不需要讀書。
最後，哎呀，不夠名額了，找人吧。比如種地的，經商的，沒空讀書的，逼著對方來社學，不來都不行，啥，給錢，哦，那什麼，我們換一家接著請，社學都夠名額。
朱元璋對這些事的定性是“逼壞良民不暇讀書之家”。
當然，社學在當時不被歡迎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課程設置有些無稽，以《大誥》為主課，不說《大誥》裏麵的黑暗暴力元素，就說《大誥》這本書，實在是寫得文理不通，思想昏亂，詞語鄙陋，語氣狂暴，態度蠻橫。
可以斷定，《大誥》絕對不是哪位儒生搶手寫的，而是朱老板親自所寫。老朱什麼文憑，還寫書……
作學問，怎麼可能拿如此書當主課，這還怎麼教導孩子？
社學辦不下去，純是折騰出來的緣故。
但朱允炆的社學與朱元璋的社學迥然不同，首先在課業上，取消了《大誥》與《大明律》，就設置了三門課業：
儒學、數學、雜學。
沒有任何強製要求，準許先生談古論今，準許先生用自己的方法教學，取消了硬性的體罰。
最讓張博誌感覺到舒心的是，朱允炆不僅給予了先生相應的待遇，還免除了其家人徭役，給予了先生極大的尊重與禮遇。
眼下雖然朝廷還沒有明文規定，但張博誌與北平布政使張昺商議過，一致認為社學對標縣學，即想要參與科舉考試，除了舉孝廉、條件好上私塾之外，必須先通過社學進入縣州府學，然後進入國子監或直接參與科舉考試。
隻有這種向上升的路徑確定下來，固定下來，百姓才會真正重視起社學，願意將孩子送到社學中來。
事實上，開春時許多百姓寧願自家的孩子種地當勞力，也不願送到社學中來，還是張博誌帶人勸說了許久，說了無數的話和道理，這才讓社學有了生機。
張博誌走訪過許多百姓，也了解過百姓不願送孩子上學的原因，歸納為三類：
其一，勞力，幹活。
五十畝地啊，生了娃不就是為了種地的，讀書，那是啥東西，祖上八代都是農民，不是讀書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