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三年之喪”的期限不是整三年，或者說整整三十六個月，而是首尾三年，即跨越三年。
這才有了《禮記·三年問》所說的，“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國喪是禮法，李純也是守孝之人，但是守孝和禮法之外，李純還是一個野心已經被徹底激發，充滿了激進主義和冒險主義的皇帝。
國喪確實符合禮法，確實符合孝道，但是對於民生，對於百姓的生計，損害卻著實不小。
對於急需讓大唐恢複體力的李純來說，國喪是讓自己獲得法理和孝道上獲得認可，但是卻不代表李純會把喪期發揮到極限。
太上皇李誦駕崩於元和五年的八月，根據李純的詔令，元和七年二月，太上皇的喪期就已經結束，婚嫁宴飲，歡慶娛樂就可以可以重新開始。
然而，國喪確實結束了，但是後麵的發展卻和普通人預期有所不同。
按道理，國喪結束，酒可以照喝，歌可以照唱，舞可以照跳，但是從長安到關中，從關中到嶺南，從嶺南到遼東，胡姬的舞蹈、歌姬的歌謠、勳貴的宴飲都無法衝刷掉那種彌漫在整個大唐的憂傷和惆悵。
國喪確實結束了，但是整個大唐依舊沉浸在那種說不出的壓抑之中。
似乎，所有人的都在等著什麼，
似乎，所有的人都在期待著什麼，
直到中秋佳節，當那支在大唐百姓中無敵的大軍再次踏上了朱雀大街。
先是中秋佳節那場規模超過十萬，規模空前絕後的盛大閱兵式，
再是闊別長安二十多年的燕國大長公主重返長安，
再之後，一封浩浩湯湯的討吐蕃檄文，
最後，則是一場盛大而隆重的長纓軍西征和郭戎登壇拜將的儀式。
直到長纓軍的將士們邁著堅定的步伐，高唱著“君不見，漢終軍……”西出長安的時候，壓抑了整整三年的長安城，似乎在這短短一個月的時間之內重獲了新生的時候，所有人才明白他們壓抑著的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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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世攻唐”對於大唐來說，是一場危機。
麵對這一場危機，大唐並沒有如同陰謀家和野心者所期望的一樣崩潰，反而使得大唐在危難之中浴火重生，更加的強大，更加的不可戰勝。
更重要的是，扛過了危機，到了論功行賞的時候，這一場危機卻成為了各方最大的資曆和榮耀。
禦駕親征，為大唐流盡最後一滴血的太上皇，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已經近乎神明，將已經被嚴重質疑的李唐皇室重新穩定在了正統的位置，而且不可動搖。
臨危不亂，度過危機，禦駕親征，平定河北的皇帝李純，獲得了無與倫比的威望，皇位穩如泰山。
以郭戎、李愬、裴植為核心的新禁軍集團，正麵擊潰了數以百萬計算的入寇者，成為了大唐的中流砥柱。
以製侍重臣、製侍會議為核心領導下的大唐中樞，朝廷，在整個平亂過程中發揮了前所未有的效率，而製侍會議的成員，要麼出身投誠後的關隴勳貴，要麼出身世家文官集團，再剩下的則是新禁軍的成員。
當從文到武，從丘八到皇帝，整個朝廷主流全部成為受益者的時候，關於這場危機的一切自然會被無限度的放大。
雖然原因不同，目的不同，期望不同，但是在“舉世攻唐”之後，皇帝李純，新禁軍集團，舊勳貴集團，世家文官集團，所有的力量卻在不約而同的將“舉世攻唐”的一切都展示在了所有唐人的麵前。
更是在這些大唐真正權貴的刻意引導之下，走向了另外一個方向。
那就是“舉世攻唐”同樣是一種屈辱，和曾經的“渭水之盟”，和曾經的“怛羅斯之戰”，和曾經被吐蕃人攻陷長安一樣的屈辱。
唐人從來不信奉什麼以德報怨，也不什麼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在實力不濟的時候，或許存在臥薪嚐膽，但是在實力足夠之後，絕對會一拳一拳的將所承受的東西還回去。
麵對突厥人的時候如此，麵對薛延陀的時候如此，麵對大食人的時候如此，麵對吐蕃人的時樣如此。
而現在，對於引發“舉世攻唐”的存在，唐人的想法依舊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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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叛亂策源地的河北三鎮，已經徹底的不複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