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
「東京有意思？」
「哪兒都一個德性。」
「怕也是。東京奧林匹克以來，我還一步都沒離開過這座城市呢。」
「喜歡這城市？」
「你也說了，哪兒都一個德性。
「嗯。」
「不過過幾年想同一次中國，還一次都沒回過……每次去港口看見船隻我就這樣想。」
「我叔叔是在中國死的。」
「噢……很多人都死了。」
傑招待了我幾瓶啤酒，還把剛炸好的馬鈴薯片裝進塑料袋叫我帶著。
「謝謝。」
「不用謝，一點心意……說起來，一轉眼都長大了。剛見到你時，還是個高中生哩。」
我笑著點頭，道聲再見。
「多保重！」傑說。
咖啡館8月26日這天的日曆紙下麵，寫有這樣一句格言：
「慷慨付出的，便是經常得到的。」
我買了張夜行汽車的票，坐在候車室凳子上，專心望著街上的燈火。隨著夜遲更深，燈火漸次稀落，最後隻剩下路燈和霓虹燈。汽笛挾帶著習習的海風由遠而近。
汽車門口，兩個乘務員站在兩邊檢查車票和座號。我遞出車票，他說道：「21號中國。」
「中國？」
「是的。21號c席，C是第一個字母。A是美國，B是巴西，C是中國，D是丹麥。聽錯了可不好辦。」
說著，用手指了一下正在確認座位表的同伴。我點頭上車，坐在21號C席上，開始吃還熱乎乎的炸馬鈴薯片。
一切都將一去杳然，任何人都無法將其捕獲。
我們便是這樣活著。
39
我的故事到這裏結束了。自然有段尾聲。
我長到29歲，鼠30歲。都已是不大不小的年紀。爵士酒吧在公路擴建時改造了一番，成了麵目一新的漂亮酒吧。但傑仍一如往日，每天削滿一桶桶馬鈴薯；常客們一邊嘟嘟囔囔地說還是從前好，一邊不停地喝啤酒。
我結了婚，在東京過活。
每當有薩姆．佩金帕的電影上映，我和妻子便到電影院去，回來路上在日比穀公園喝兩瓶啤酒，給鴿子撒些爆玉米花。薩姆．佩金帕的影片中，我中意的是《加爾西亞之首》，妻子則說《護航隊》最好：佩金帕以外的影片，我喜歡《灰與寶石》，她欣賞《修女約安娜》．生活時間一長，連趣味恐怕都將變得相似。
如果有人問：幸福嗎？我隻能回答：或許。因為所謂理想到頭來就是這麼回事。
鼠仍在繼續寫他的小說。每年聖誕節都寄來幾份複印本。
去年寫的是精神病院食堂裏的一個廚師，前年以《卡拉馬佐夫兄弟》為基礎寫了滑稽樂隊的故事。他的小說始終沒有性場麵，出場人物沒有一個死去。
其原稿紙的第一頁上經常寫著：
「生日快樂並聖誕幸福」因為我的生日是12月24日。
那位左手隻有4個手指的女孩，我再也未曾見過。冬天我回來時，她已辭去唱片店的工作，宿舍也退了，在人的洪流與時間的長河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等到夏天回去，我便經常走那條同她一起走過的路，坐在倉庫石階上一個人眼望大海。想哭的時候卻偏偏出不來眼淚，每每如此。
《加利福尼亞少女》那張唱片，依然呆在我唱片架的盡頭。
每當夏日來臨我都抽出傾聽幾次。而後一麵想加利福尼亞一麵喝啤酒。
唱片架旁邊是一張桌子，上方懸掛著幹得如木乃伊的草塊——從牛胃裏取出的草。
死去的法文專業女孩的照片，在搬家中丟失了。
比齊．鮑易茲時隔好久後推出了新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