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百頃之家一年可得穀兩萬石，原來一年要交六百六十六石穀，改製之後要交四千多石穀。
土地越多，稅率越高：在擴充稅源的同時，還能抑製土地兼並，是一件一舉兩得的好事。
另外，新軍功爵位製隻給土地，不能免除徭役賦稅，劉賀順水推舟，廢除了舊軍功爵位製中免稅免役的特權。
相當於變相完成了官紳一體納糧的進程。
如今的大漢，軍功集團已經崩潰，士大夫文官集團尚未形成，是推行官紳一體納糧最好的時機。
劉賀改革稅製的第二個措施就是細化五花八門的商業稅。
原本，不管交易什麼商品，交易稅的比例都是相對固定的。
昂貴的絲綢按五十稅一納稅，尋常的粟米也按五十稅一納稅，顯然是不合理的。
經過劉賀的改革之後，不同價格商品的稅率就不同了。
粟米和麻布等百姓離不開的物品不用繳稅，可以起到穩定物價，降低百姓負擔的作用。
家畜家禽果蔬、鐵器農具和日用器皿等適用低稅率。
普通的田宅莊園、一般的絲綢錦帛等適用中稅率。
大片土地、豪華田莊、上等絲綢、俊馬豪車和金銀珠寶等高價值的商品適用高稅率——足足要達到三成以上。
最後這一類事物，是世家大族才消費得起的奢侈品，對其征稅其實征的就是後世的奢侈品稅——俗稱富人稅。
對這些商品征收重稅，最終都會反映到價格上，不僅可以讓大漢民間形成節用簡省的社會風氣，更可以讓消費這些商品的主力軍出更多的錢。
如此一來，不僅少府能收的稅多了，而且還能打壓巨室大族，簡直是一舉兩得的好手段。
稅製改革的第三個舉措就是降低了人口稅，或者說得更準確一些，應該是調整了人口稅。
人口稅，從古至今都有，而且收得很重，原因就是其征收簡便、稅收成本低。
畢竟，土地可以隱藏，人口可不好隱藏。
但是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稅收的負擔不公平。
超過十五歲的壯口收算賦，每口每年要交一百二錢。
三到十四歲的幼口收口錢，每口每年要交二十三錢。
看起來按口算錢非常合理，但實際上有很大的貓膩
一個有五口壯年的家庭，大約可以耕地百畝，可得穀物二百石，折合成錢是兩萬錢。
按照舊有的三十稅一的稅率，地租就要繳納七百錢左右；算賦則要交六百錢。
如此對比下來，土地稅和人口稅的負擔差不多。
但是，這其中卻存在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地租可以直接交糧食，而算賦則需要直接交錢。
於是，百姓們要交算賦的話還要先將自家糧食拿到集市上販賣，換成錢之後再來交算賦。
收成好的時候，糧價下跌，算賦變相加重；收成不好的時候，無錢交算賦，隻能去借高利貸，最終被高額利息壓垮。
更別說在售賣稻穀的時候，還有可能遇到豪猾的巧取豪奪，又是一筆巨大的損失。
巨室大族動輒占地幾百頃，但是家庭人口不會太多，一年幾百錢的算賦對他們來說非常輕，所以他們怕地租而不是算賦。
而地少的寒門庶民就不同了，算賦的支出與地租的支出一樣，負擔其實更重。
曆代統治者時不時會減免地租，但是口賦卻從不願意減少。
原因就是其要維護封建地主的利益：輕徭薄賦的口號喊震天響，但是好處和實惠卻輪不到尋常百姓的頭上。
另一麵，沉重的口賦還壓製了百姓生養子嗣的欲望，減緩了人口增長速度。
就像幾千年後的華夏，如果每生一個孩子就要多交一份人頭稅，恐怕本就不願意生養孩子的人就更不願意背上這個枷鎖了。
現在，劉賀要經營西域，要開發南方，要殖民新大陸，處處都需要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