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壇經》傳宗”，是一種製度，是在傳法的時候，傳付一卷《壇經》。《壇經》不隻是代表慧能的禪宗，又是師弟授受之間的“依約”——依據、信約。憑一卷《壇經》的傳授，證明為“南宗弟子”。如沒有《壇經》為憑信，即使他宣說“頓教法”，也不是“南宗弟子”。《壇經》是傳授南宗的“依約”，所以名為“《壇經》傳宗”。韋處厚的《大義禪師碑》，代表了道一門下的意見。依碑文說：神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對神會存有崇高的敬意。即使神會不是“獨”得慧能的正傳，也是能得大法的一人(會昌法難以前，洪州門下還不會譏毀神會)。但神會的“習徒”“迷真”向俗，如“橘逾淮而變枳”一樣，“竟”然變“成”用《壇經》來作為“傳宗”的依約。失去傳法——“默傳心印”的實質，而換來傳授《壇經》的形式。所以神會是“優”越的，神會的門下是低“劣”的。這是道一門下對神會門下的批評。神會門下應用《壇經》為付法的依約(信物)，所以在當時手寫秘本的《壇經》上，加上些法統，稟承、傳宗依約的文句。對《壇經》有所補充，但並不是造一部《壇經》。《壇經》的原本、改訂本，都早已存在了。神會門下為什麼要用《壇經》來作傳宗的依約？也可說有他苦衷。起初，神會對抗神秀，以慧能為六祖，當時最有力的一著，就是傳衣。如“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神會集》卷二百八十一至二百八十二，卷二百八十四至二百八十五)說：經今六代，內傳法契以印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從上相傳，一一皆與達摩袈裟為信。其袈裟今見在韶州，更不與人。餘物相傳者，即是謬言。法雖不在衣上，表代代相傳，以傳衣為信，令弘法者得有稟承，學道者得知宗旨不錯謬故。神會以弘忍傳衣給慧能，證明慧能為六祖。袈裟是“信衣”，是證明“得有稟承”，“定其宗旨”的。然而神會自己，慧能並沒有傳衣給他。神會沒有傳衣為稟承，那怎能證明是代代相傳的正宗？四川的淨眾、保唐門下，看透了這一問題，所以提出了：神會沒有傳承慧能的正宗。如(卷七百七十五至撰)《曆代法寶紀》(大正五一·一八五中至下)說：會和上雲：若更有一人說，會終不敢說也。為會和上不得信袈裟。遠法師問(神會)禪師：上代袈裟傳不？會答：傳。若不傳時，法有斷絕。又問：禪師得不？答：不在會處。有西國人迦葉、賢者安樹提等二十餘人，向會和上說法處。問：上代信袈裟，和上得不？答：不在會處。神會在動亂中成功(天寶以前，神會還沒有開法)；沒有幾年。又在動亂中去世。
到了神會門下，沒有信袈裟，那與神秀門下有什麼差別？而四川方麵，淨眾與保唐門下，正傳說信袈裟在四川，這應該是神會門下最感困擾的事了。在這種情形下，成立了“《壇經》傳宗”的製度。當時，《壇經》是手寫秘本，從南方(曹溪方麵)傳來。神會門下利用《壇經》的秘密傳授(原本是曹溪方麵的傳授，與神會無關)，在傳法時，附傳一卷《壇經》，“以此為依約”。對外宣稱：六祖說，衣不再傳了；以後傳法，傳授一卷《壇經》以定宗旨。《壇經》代替了信袈裟，負起“得有稟承”“定其宗旨”的作用，這就是“竟成《壇經》傳宗”。這是神會門下而不是神會，是在《壇經》中補充一些法統，稟承(惟有這小部分，與神會門下的思想相合)，而不是造一部《壇經》。引用韋處厚“大義禪師碑”，以證明《壇經》是神會或門下所作，是完全的誤解了！
三為了證明《壇經》為神會或神會門下所作，胡適首先舉出了“很明顯的證據”，他說(《神會集》卷七十五)：上文(見原書九至十二)已指出《壇經》最古本中，有吾滅後二十餘年……有人出來、不惜生命、定(原作“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的懸記，可為此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的鐵證。神會在開元二十二年，在滑台定宗旨，正是慧能死後二十年，這是最明顯的證據。《壇經》古本中，無有懷讓、行思的事，而單獨提出神會得道，餘者不得，這也是很明顯的證據。敦煌本《壇經》，確有“神會小僧，能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餘者不得”的讚許話；暗示二十年後，神會定宗旨的預記。然以此為“很明顯的證據”，論斷敦煌本《壇經》為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是有問題的。問題在——敦煌寫本《壇經》，此是《壇經》最古之本。假定，敦煌本《壇經》真如胡適所說的“最古本”，那裏麵既有懸記神會定宗旨、神會得道的話，也許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但依我們所知，敦煌本是現存《壇經》各本中的最古本，而不是《壇經》的最古本。從《壇經》成立到敦煌本，至少已是第二次的補充了。敦煌本《壇經》，可稱為《壇經》傳宗本，約成於780—800年間，由神會門下，增補法統、稟承等部分而成。在《壇經》傳宗以前，南陽慧忠已見到南方宗旨的添糅本，如《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大正五一·四三八上)說：吾(慧忠自稱)此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卻三五百眾，目視雲漢，雲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慧忠卒於大曆十年(775)。在他遊方時(應在750頃)，已經見到將《壇經》添糅鄙談的“南方宗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