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宗旨，在現存的敦煌本中，明顯的保存下來(南方宗旨與神會所說不同)，可見敦煌本是以“南方宗旨”本為底本，增補些法統、稟承而成。慧忠知道“南方宗旨”本是添糅本，可見慧忠在先已見過《壇經》原本。從《壇經》的“曹溪原本”。添糅而成“南方宗旨”本；再由神會門下，增補為“《壇經》傳宗”本(詳如拙作《中國禪宗史》第六章“《壇經》之成立及其演變”中說)。胡適認定的《壇經》最古本，其實至少已增補兩次了。傳寫中的古代書籍，每每為人增補(或者刪削)，禪書也不例外。胡適作《陶宏景的真誥考》(見《胡適文存》第四集)，考得《甄命授》第二卷，將《四十二章經》的一部分抄襲進去了。我們不能見到增補的《四十二章經》部分，論斷《真誥》全部從佛經中來。這正如敦煌本《壇經》，有神會門下增補的“《壇經》傳宗”部分，我們不能就此說《壇經》全部是神會或神會門下所造。所以胡適的“很明顯的證據”，犯了以少分而概全部的錯誤。錯誤的根源，在不知敦煌本《壇經》成立的過程，而誤認敦煌寫本為《壇經》最古本。胡適的“最重要的證據”，舉了五個例證，是：“定慧等”“坐禪”“辟當時的禪學”“論《金剛經》”“無念”。為什麼最重要？原書(《神會集》卷七十六至七十七)說：我的根據完全是考據學所謂內證。《壇經》中有許多部分和新發見的神會語錄完全相同，這是最重要的證據。《壇經》的部分文句，的確與《神會語錄》相近，這也難怪要看作“最重要的證據”了。
在沒有分別考察以前，先要說到：慧能是老師，神會是弟子，這是胡適所承認的。慧能自己沒有著作，由弟子們記集出來。神會當然是繼承慧能的，那麼《神會語錄》中的語句，部分與《壇經》相同，為什麼不說神會采用慧能的成說？要倒過來說《壇經》是神會或門下所造呢？如說：神會沒有明說是老師所說，所以是他自己說的。但這種理由，至少在佛教著作中，是不能成立的。例如嘉祥吉藏的《三論玄義》(大正四五·一上)開端說：夫適化無化，陶誘非一。考聖心以息患為主，統教意以通理為宗。但九十六術棲火宅為淨道，五百異部縈見網為泥洹，遂使鹿苑丘墟，鷲山荊棘，善逝以之流慟，薩埵所以大悲。前四句是吉藏的老師興皇朗《中論玄》的開端話。下麵這幾句，是套用羅什弟子壽春僧導的話而略改數字。好像自己說的，其實是引用舊說。在佛書中，這種風氣極為普遍。有關神會著作中(《神會集》卷二百五十至二百五十一，二百二十七至二百二十八)，發現有：發心畢竟二不別，如是二心先心難。自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敬禮初發心。初發已為天人師，勝出聲聞及緣覺，如是發心過三界，是故得名最無上。過去未來及現在，身口意業四重罪，我今至心盡懺悔，願罪除滅永不起。前八句，見於《壇語》及《南宗定是非論》，一再引用，都沒有說明來處。其實這是引用《大般涅槃經》(北本)卷三十九的(大正一二·五九○上)。次四句懺悔偈，有“四重”“五逆”“七逆”“十惡”“障重”“一切罪”——六偈。與神秀所傳《大乘無生方便門》的懺悔偈相同。《大乘無生方便門》僅“十惡罪”“五逆罪”“障重罪”——三偈(大正八五·一二七三中)，這應該是東山門下的舊說(東山門下都是戒禪相結合的)，神會引用而敷衍為六偈，也沒有說明來源。有關神會的作品，大抵引用舊說而不加說明，好像自己說的一樣。所以以《神會語錄》所說，來證明《壇經》由此拚湊而成，就難免錯誤了！再來分別考察。為了說明的方便，先評第三例“辟當時的禪學”(《神會集》卷七十九至卷八十四)。胡適引《壇經》的批評“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原誤為“真心座”，依明本改)不動、除妄不起心”及“教人坐、看心、看淨、不動、不起”，比對《神會語錄》等，而論斷為：可知此種禪，出自北宗門下的普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