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壇經》以“摩訶般若”為主，而神會一律改為“金剛般若”。這兩點，已如上麵所說。現在就胡適自己所知道的，略加評論。《神會集》(卷八十九)說：大概《壇經》中幾個重要部分，如明藏本的行由品、懺悔品，是神會用氣力撰著的，也許是有幾分的曆史的根據的。尤其是懺悔品，《神會語錄》裏沒有這樣有力動人的說法，也許真是慧能在時的記載。此外，如般若、疑問、定慧、坐禪諸品，都是七拚八湊的文字，大致是神會雜采他的語錄湊成的。付囑品的一部分大概也是神會原本所有，其餘大概是後人增加的了。為什麼知道《壇經》是神會(或門下)所造？主要是因為般若、坐禪等品，部分與《神會語錄》有近似的文句。那麼，懺悔品——見自性(三身)佛。自性懺悔，自性歸依等，就是“受無相戒”部分，不但《神會語錄》裏沒有這樣有力動人的說法，而是在現存有關神會的作品中，幾乎沒有這一類思想。神會在《壇經》中所說的戒，是一般的“齋戒”；懺悔偈與北宗相同。《語錄》中部分的文句相近，被作為從《語錄》中七拚八湊所成。而《語錄》中沒有這類思想，沒有這種有力的文字，那胡適憑什麼證據，不說這與神會無關，而說這是神會用氣力寫成的？到這裏，胡適的考據法——“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的信條，顯然已拋到九霄雲外，滑進了愛這麼說就這麼說的境界。而且，既覺得“也許是有幾分曆史根據的，也許真是惠能在時的記載”，為什麼還要說沒有根據的話，一定要說是神會用氣力撰著的呢！胡適所列舉的證據，早已一一證明其誤解。而從《壇經》自身——有關慧能與神會的事跡，論證為與神會及神會門下的傳說不合。所以，問題可以總結的宣告：一，《壇經》決非神會或神會門下所造。二，神會門下補充了一部分——《壇經》傳宗。六胡適為了中國哲學史，接觸到中國的禪宗史。在巴黎、倫敦、發現了有關神會的作品，比對敦煌本《壇經》而作出神會造《壇經》的結論。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了。”(《神會集》卷七十三至七十四)這不能說不是實話；憑他的努力，神會北上努力於南宗的事跡，被發掘出來，這不能不說是難得的！尤其是有關神會的作品，他一再搜求，校正發表，對禪學及禪宗史的研究，給以參考的方便。考據，原不是以絕對的姿態來表示自己，任何大學者，也可能會有錯誤的，在研究的立場，即使是錯誤的，能引出問題，或搜集資料，對後來的研究者，也還是有所幫助的。所以，我並不以胡適論斷的錯誤而輕視，覺得在禪宗史的某一環節上，胡適是有了良好的貢獻！他的論斷錯誤，是不幸的。一個主觀的因素，引他踏上錯誤的歧途。他在海外發現有關神會的作品，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的使他狂喜。他在《荷澤大師神會遺集》的《自序》中說：幸而他的語錄，埋藏在敦煌石窟裏，經過九百年的隱晦，還保存二萬字之多，到今日海外歸來，重見天日。
使我們得重見這位南宗的聖保羅的人格言論，使我們得詳知他當日力爭禪門法統的偉大勞績，使我們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禪宗偽史，而重新寫定南宗初期的信史——這豈不是我們治中國佛教史的最應該感覺快慰的嗎？他是怎樣的歡喜！他不是佛教徒(還是十足的非宗教者)，但就是這點古籍重光的收獲，使他欣慰。使他佩服神會精神的偉大，不滿神會的功績被埋沒，而立意要為他表揚一下。對於神會，他是多少有點感情了。然而，他雖然找到了有關神會作品，(民國十九年前)還沒有見到東山門下與雙峰的禪書，對南嶽、青原門下，也沒有認真的去認識一下。這樣孤立的、片麵的研究，使他過高的估計了神會。神會在他的心目中，越來越大，再也沒有記得禪宗裏還有別人，使他落入神會造《壇經》的歧途(大有非神會就沒有人會寫的樣子)。他的“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壇經》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這種革命時期的宣傳標語，與實際距離太遠。而“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偉大的功勳，永久的影響”，更是吹得離了譜。我想，假定神會讀到他的文章，也會被吹得哭笑不得的！我讀胡適有關禪宗史的文章，有一點難以理解，就是他筆下的刻薄，有時刻薄得出乎常情。例如說到天寶安祿山兵起，他說“當日備受恩寵的北宗和尚也逃散了”(《神會集》卷六十八)。後來又在上眉批，加上一筆“也許靠攏了”。這是用心刻薄的流露，與考據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