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說和尚“捏造”，就說“作偽”。在古代，禪宗在傳說中，傳說是有流動性的。附會與作偽，都不能說沒有。然作偽與附會不同；附會與傳說的變化不同。沒有確實的證明，是不宜籠統的、任意的看作捏造與作偽的。我總覺得胡適的心是有問題的。最近，讀到他給浩徐先生的信(《胡適文存》第三集一二五至一二六)，才恍然明白。他在信上說：浩徐先生！……我自己自信，雖然不能殺菌，卻頗能捉妖、打鬼。這回到巴黎、倫敦跑了一趟，搜得不少據款結案的證據，可以把達摩、慧能，以至西天二十八祖的原形都給打出來。據款結案，就是打鬼。打出原形，就是捉妖。這是整理國故的目的與功用，這是整理國故的好結果。整理國故(中國固有文化)，研究禪宗史，原來隻是為了捉妖、打鬼。對禪宗史來說，隻是想到禪宗史裏捉虱子、找縫隙，以發現捏造與作偽為目的。這是什麼治學態度！存著這樣的心理，考據也好，曆史學也好，都如戴起凹凸鏡，非弄得滿眼都是凹凸歪曲不可。這也難怪胡適禪宗史的離奇，以及到處流露惡意了。古書中有老妖、老鬼會嚇人，我也相信是有的。但近代人的作品，不也一樣是妖鬼亂竄？不也會嚇人而使人盲從嗎？讓我順手列舉幾則出來：胡適於1952年9月，寫了一篇《〈六祖壇經〉原作〈壇經〉考》(《胡適手稿》第七集九一至一)。考據了一回，抄了幾段經文，認為《壇經》是“以清淨心為人演說名為法施”的意思。文中說：“那位不懂得《壇經》原意的和尚，妄改作土的壇。”到了1959年2月20，他又批到：“後來我看了神會壇語的兩個敦煌本，我也不堅持《壇經》的說法了。”話說得那麼輕鬆，橫豎那位不懂得《壇經》原意的和尚，罵已被罵定了。1960年1月6日夜，胡適寫了一篇《能禪師與韶州廣果寺》(《胡適手稿》第七集一三至一一一)。引唐宋之間《自衡陽至韶州謁能禪師》及《韶州廣界(果)寺》詩。日本從中國唐朝取去的《大唐韶州廣果寺悟佛知見能禪師之碑文》。《舊唐書·方伎傳》“惠能住韶州廣果寺”。這些證據，隻能證明惠能住過廣果寺，而胡適一心要打鬼、捉妖，竟否定佛教所傳的大梵寺、法興寺、寶林寺，都是偽造的。他說：這些和尚們，作偽書是用不著考據的。捏造地名、寺名、人名，豈不更方便、更省事嗎？胡適的“考據”多嚇人！我同意，古代的和尚，是不像胡適那樣考據的，他們是自身的經驗，聽人的傳說。慧能住在廣果寺，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當時的韶州，隻有一個廣果寺嗎？慧能一生隻住在廣果寺嗎？我敢斷定：胡適也是用不著考據的。別的我不知道，寶林寺是慧能住過的地方。寶林寺是古名，中宗初改為中興寺，神龍三年(707)，下敕要當地為惠能修造寺院，並賜額“法泉寺”。這是傳說極為紛亂的《曹溪別傳》的傳說。傳說雖然紛亂，而慧能住寶林寺也就是法泉寺，卻非常確實。現存《唐大和尚東征傳》，是鑒真東渡日本的行程實錄。如《傳》(大正五一·九九一下)說：乘江七百裏，至韶州禪居寺，留住三日。韶州官人又迎入法泉寺，乃是則天為慧能禪師造也，禪師影像今見在。後移住開元寺。……是歲天寶九載也。……後遊靈鷲寺、廣果寺，登壇受戒。至貞昌縣，過大庾嶺。天寶九年(750)鑒真在韶州遊曆的寺院中，法泉寺是則天為慧能造的，與《別傳》所說相合。法泉寺以外，別有廣果寺，可見慧能的住處是不止一處的(舊傳有十三處)。和尚的寺院多，書也不少。見到一小部分，就武斷的抹煞一切，就考據而論，已經是偏激、武斷，何況還大罵和尚不要考據，捏造、作偽。當時韶州有多少寺院，慧能住過幾處寺院，胡適又何嚐考據過！考據而心裏有鬼，與法官問案而胸有成見一樣，是難得公平正確的。我以為，史的考據，是為了明了事實的真相。文獻既不一定充分，而誰也不能遍讀一切書。所以在考據論斷時，先要不預存成見(心裏沒有鬼)，客觀的，平實的表示自己的意見。誰能保證自己不會錯呢？無論是對古人，對現代人，落筆不要過分的肆無忌憚，大吹大罵，說話要為自己留點餘地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