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的老鄉兼好友章士釗曾於六十年後寫過當時的情景：
中山孫先生由橫濱攜小行囊獨來東京，旨在合留學生，議起大事。而留學生時以楊度為有名，彼寓富士見町，門庭廣大，足以容客。於是中山與楊聚議三日夜不歇，滿漢中外，靡不備論；革保利病，暢言無隱。
不過，有“孫大炮”謔稱的孫文說了三天三夜，愣是沒說動有“騾子”之謂的湖南人中最特立獨行的楊度。到頭來，反倒是楊度很認真地告訴孫先生：
度服先生高論，然投身憲政久，難驟改，橐鞬隨公，竊愧未能。
“橐”乃口袋，“ ”指馬上的盛弓器。飽學的楊夫子用文言文告訴前香港西醫孫逸仙：對不起，政見不同，我不能隨您出征。不過嘛？
楊度想起了一個與來客誌同道合的同鄉來，於是，話鋒一轉：
度有同裏友曰黃興，當今奇男子也，輔公無疑，請得介見。
喏，這就是楊度，恃才傲物的楊度，促成孫、黃兩大革命領袖相識的子。
此時的他，已經轉入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科，與汪精衛同班學習政法基礎課程。其間，他發動湘鄂粵三省學生，發起將粵漢鐵路收回自辦的運動，被留日學界推為總代表，已經是頗負盛名的人物。不然，比他大九歲的孫文也不會屈尊登門拜訪並苦苦遊說他幾天幾夜。
雄辯的“孫大炮”最終也沒能轟開楊度的心扉。分手時，楊度對孫中山說了這樣一段很不客氣的話：
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國民革命，先生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勿相妨也。
末一句，實在刺耳。
他對孫中山的革命理論確實不認同，他認為，革命—暴力推翻滿清—如一劑猛藥，疲弱的中國難以承受。若讓中國康複，隻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憲的溫性藥力來逐步改良體質。為此，他反對革命。
楊度之政見，後來公開發表於他創辦的《中國新報》上。他認為，清廷本不是人民所托付才組成的，憑什麼要責難它不為國民謀利？若改造中國，隻能從每個國民自己做起。他很不讚成孫氏利用外國人以及苛責本國政府的做法，指斥那樣做是放棄了國民的天職。
其原話如下：
至我政府之甘為人所用，或為人所愚，吾以為皆不必論之。何也？我國民若又以此而咎之，謂其不為國民謀利，而轉奪其利以利他國國民，為了不足受國民之托付，是則是矣，然而，何責之之高也？況此不自咎而咎人之心，已自損失其國民之資格，放棄其所以為國民之天職。
分手後，孫中山與黃興在章士釗住處相見，孫、黃結盟，廣東人的興中會與湖南人的華興會結盟，隨後，在日本人的參與下，留學日本的反清誌士大結盟，組成了中國同盟會，孫氏被推舉為總理，黃興成為二號人物。而死活不肯做革命黨發起人與領袖之一的楊度，則憑其政治才幹和雄辯能力繼續贏得中國留學生的信服。就在同盟會成立之後，他以七百四十餘票的高票當選清國留學生總會幹事長（會長），可見人氣之高。
對了，這一年，他還做了一件驚世駭俗的事—請人把辮子剪了！彼時，即使革命黨人，剪辮子的也是少數，畢竟還要回國，還要麵對全社會。而他，一個君主立憲派的頭麵人物，居然去掉了大清國臣民的標誌，確實令人刮目。
因悉心研究並奔走宣講各國憲法及政體，楊度成了“憲政”的權威詮釋人，名聲遠播帝都北京。1905年12月21日，奉旨出洋考察各國政治的五大臣中的兩位—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率團經過日本。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齡為該團隨員，他正是當年湖南時務學堂的總理。熊希齡找到楊度，請他撰寫東西洋各國憲政情況的文章，以供五大臣回國後寫“考察報告”時作參考。對楊度來說，此番受托代筆，實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鋒芒與非凡文采的“殿試”。於是，他奮筆疾書了《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兩篇重要文章。1906年8月，五大臣回京後，楊氏的“答卷”獲一致頷首，潤色成官樣文章上報後，深得坐在養心殿裏的那位老婦人之心，9月1日，清廷即頒旨：“預備仿行憲政。”
在內憂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清政府終於小心翼翼地走上憲政的道路。楊度成為清國倡言憲政第一人，他的兩篇文章，成了清廷立憲的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