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發生的一連串人間慘劇也真的證明了陳先生拒絕的英明—斯大林為掩飾自己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過失，不光抹掉了一個陳獨秀，過後還把蘇共黨內與中國事務有關的一百六十多位高級幹部殘酷處決！這其中，就有許多陳獨秀所熟悉的人，如鮑羅廷（駐國民黨總政治顧問）、布勃諾夫（Andrey Sergeyevich Bubnov，聯共〔布〕中央書記兼政治局中國使團團長，曾任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加倫（Vasili Konstantinovich Galens，國民革命軍總軍事顧問）、季山嘉（Kissarka，軍事顧問團團長）、加拉罕（蘇政府代理外交部部長）、米夫（Pavel Aleksandrovich Mif，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羅明那茲（VissarionLominadze，共產國際特使、八七會議的實際主持者）等。那位名噪一時的蘇聯政府特使越飛是被迫自殺的。而最早引蘇聯密使進入中國的我的山東平度老鄉、蘇共黨員楊明齋，曾旗幟鮮明地堅決反對國共合作，也在嚴酷的“肅反”中被殺害！
當年擁護或反對斯大林的中國政策的人，全都成了冤死鬼！托洛茨基在《中國革命問題》中說得非常公道：
過去五年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之害有如中國共產黨那樣酷烈的。
但即使被罵成了“取消派”，陳獨秀這位鬥士還是不肯取消戰鬥。民國十八年（1929年）8月5日，亦即他被淘汰出局兩周年的日子裏，他致函中共中央常委，要求接受“托派”的主張，改變由斯大林製定的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線。
說來令人赧顏：上一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竟是在蘇聯首都召開的，一百一十八位代表全被接到莫斯科聽訓。開幕式上，在主席台就坐的二十一位人士中，位於中央的，不是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蘇兆征、蔡和森等，也不是被蘇聯人內定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工人代表向忠發（他們認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不好中共的家），而是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斯大林同誌和他當時的親密戰友、分管共產國際工作的布哈林（Bukharin）同誌。蘇聯人直接上台了。可歎的是，中共“六大”落幕後不久，布哈林就被免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的職，降為《真理報》主編，1938年3月被斯大林下令逮捕，轉年被處決。
在中共“六大”會上，偉大的斯大林同誌諄諄告誡中共：盡管大革命被陳獨秀葬送了，但中國革命正在走向高潮！
“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頭上神聖的光環照暈了人們的眼神兒，顯而易見的矛盾說法竟成為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線。
巧合的是，格魯吉亞皮鞋匠與女農奴的兒子斯大林與遭他摧殘的“托陳取消派”的兩個頭子同齡，都是1879年來到人世的。看來，上帝往人間撒種，也不太認真，好人、壞人隨手就扔下來了。中共“六大”召開那年，斯大林、托洛茨基和陳獨秀都四十九歲，正是一個政治家最年富力強的生命時段，但斯大林已經是光焰灼世的酷烈的太陽，而後兩位則被前者無情踹進了地獄之門。
然而，被淘汰出局的陳獨秀非但“死不改悔”，反倒主動挑戰，要黨改變由斯大林親自製定的路線。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民國十八年（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毅然決然地將本黨的創建者和前五屆總書記，以及若幹名他的追隨者，開除黨籍！行動之迅捷，甚至連“遠方”也感到有些突兀。
其實，在被自己手創的政黨開除之前，已經有“托派”同誌彭述之的妻子、早期中共黨員陳碧蘭向陳獨秀透露了這一消息。
陳碧蘭在回憶錄中寫到陳獨秀的反應：
獨秀聽了我的敘述，怔了一下，然後用很簡單的話語誠懇而又堅決的態度回答我說：“假如我們被黨開除，並不是因為我們背叛了革命，而是由於黨的墮落，它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原則和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傳統。這是黨的錯誤，如果黨開除我，我是不在乎的。”
倔強的陳獨秀沒有屈服，沒有驚慌，更沒有像日後瞿秋白、李立三等人那樣違心地反複認罪。他堅信自己沒有背離馬克思主義。
然而，彼時的中國共產黨人，有幾個能知道陳獨秀的悲劇正是蘇共黨內鬥爭在中國的延續呢？
旁觀者清啊！名記者斯諾的頂頭上司鮑威爾就曾直截了當地說過：
外國人知道中共的背後，存在著俄國人的影響，但很少有人知道發生在中國的鬥爭，不過是列寧逝世以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國國內所作的生死鬥爭的一部分。
在被自己手創的黨開除後的第二十五天，無所顧忌的陳獨秀發表了披肝瀝膽的《告全黨同誌書》，痛陳斯大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危害和黨內的宗派主義等種種錯誤。五天之後，陳獨秀又領銜八十一人發表了《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旗幟。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1月，陳獨秀在獄中指示托派同誌，將黨名改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繼續向國民黨政權和斯大林主義同時進行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