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1953年春天，情況突然有了變化—中共安慶地委統戰部開始按月發給陳鬆年三十元人民幣作生活補助金，且一直發到1990年陳鬆年過世！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的一個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也不過三十元啊！年複一年，在普遍困厄的年代，這是多大的一筆財富！陳鬆年及其子女一直也弄不明白，共產黨的這筆錢究竟是給陳獨秀的兒子的呢，還是給陳延年、陳喬年兩位烈士的遺族的？
他們當然更不知道，這風雨無阻的關照竟然來自最高層！
那年早春二月，毛澤東乘從國民黨海軍手裏接收的“洛陽”號炮艇巡視長江沿岸。21日上午，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和市委書記趙瑾山奉命登艦迎接主席。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曾多次乘船經安慶往返於上海和武昌，卻從沒在此登岸。
這一天，毛澤東興致勃勃地坐定安慶城，見傅大章等拿出厚厚的筆記本和各種文字材料要彙報工作，他大手一擺：今天不用你們彙報工作，隨便談談。隨即，毛便打聽：陳獨秀家在安慶什麼地方？
傅大吃一驚，沒想到主席竟然會問起本地一向諱莫如深的人來，便謹慎稟報：在獨秀山下。
毛一怔：安慶有個獨秀山？
傅實話實說：獨秀山是懷寧縣內的一座小山，離這裏有三四十裏地。
毛再問：是獨秀山以陳獨秀得名，還是陳獨秀因山得名？
傅答：原來就有獨秀山—先有獨秀山，後有陳獨秀。
毛頷首，釋然。俄爾，問起陳的家人情況，當得知陳鬆年尚在此地生活且曾賣房以維持生計時，頗不以為然，說：“陳獨秀的後人有生活困難，可以照顧嘛！”
最高領袖一言九鼎，陳鬆年一家遂有了固定補助。
毛澤東與陳獨秀緣分極深。
早在西北的窯洞裏時，毛澤東就對第一個采訪他的外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坦言：青年時代與陳獨秀的結識“成為我一生轉變的原因”。他還說起早年在長沙讀書時：
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以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
對陳獨秀的崇拜竟讓這位湖南學生領袖在自己主辦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喊出了“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的口號！
成為職業革命家後，毛澤東更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昌等地與“老先生”有過親密接觸。
且看毛澤東與陳獨秀同在一地時的概況—
在北京時，陳乃堂堂的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和威名赫赫的《新青年》主編，毛是該校圖書館裏的一個毫不起眼的助理員；在上海時，陳是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即後來的政治局）委員長，毛為中共中央秘書，就等於是陳的秘書；在廣州時，陳是國共合作時的共產黨首腦，毛乃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擔任過該黨中宣部代理部長的高級幹部。
蘇聯人在中國大力推行的“國共合作”政策，終以國民黨統一了中國，共產黨差一點被趕盡殺絕而告結束。斯大林惱羞成怒，乃讓曾在莫斯科喝過洋奶水的青年幹部瞿秋白等取代了陳獨秀。彼時的毛澤東隻是中央委員，尚不具備競爭領袖的資格，但代表斯大林領導中共的馬林同誌對這個從湖南山溝裏走出來的中共農委書記很有興趣，所以，在清算陳獨秀“錯誤”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擢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盡管幾乎中外的傳記都稱毛澤東在那次重要的換班子會議上作過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長篇發言，且有會議記錄為憑，偏偏當時以中共湖北省委代表身份列席會議的鄭超麟不這樣說。鄭老生前在他的那本彌足珍貴的《懷舊集》裏另有說法。
鄭文道：
1927年8月7日上午，主要是十幾位與會者聽瞿秋白念了由共產國際起草的《告全黨黨員書》，之後，幾個人發言？？
最後，毛澤東從床沿上站起來發言，他隻說了幾句，我忘記了說的甚麼，但羅亦農製止他說下去，理由是：我們現在很不安全，今天的會已經開得太久了，要快點散會。於是毛澤東坐下來。八七會議就此結束了。
鄭超麟老人特別補充道：
多年來有一種傳說，說毛澤東召集和主持八七會議，在會議上長篇大論批評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最後罷免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這個傳說與曆史事實有多大的出入！陳獨秀在八七會議以前好久便已自己辭去總書記職務了。
至於那份明明有毛澤東發言內容的“八七會議記錄”，鄭超麟老人認為，那不過是在場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讓人補記以向共產國際交差的材料罷了。鄭說，那個年代，會後補記的事並不稀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