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澤東當時的地位，他不一定知道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在華代表們的具體過節，但就其剛強的個性與敏感的民族自尊心而言，他又與下台的陳獨秀何其相似乃爾！
隨著陳獨秀的被迫辭職，茫然登上黃鶴樓的毛澤東，無比悲涼地吟著自己的心境：
茫茫九派流中國，
沉沉一線穿南北。
煙雨莽蒼蒼，
龜蛇鎖大江。
誰說那首悲情四溢的《菩薩蠻·黃鶴樓》是“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強烈控訴”？或者，是對大批犧牲的革命烈士的緬懷？不！分明是作者麵對黨內驟變的形勢的一種極大的困惑，是對被趕下台的“老先生”的深沉的憑吊—
黃鶴知何去？
剩有遊人處。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酹，就是把酒潑在地上以緬懷故去者的一種古之習俗。民國十六年（1927年）春在武昌的毛澤東，麵對即將被轟下台去的政治導師，能不“酹滔滔”歟？
是的，在“倒陳”的那段時間裏，善於獨立思考的毛澤東不會人雲亦雲，他也許猜得出，陳獨秀的出局恐怕是斯大林在找替罪羔羊罷了。性情耿直的“老頭子”的觀點有什麼錯？“中國的事隻有靠中國人來辦！”—“老先生”痛徹肺腑的喟歎理應一直回響在毛澤東的心壁。隻不過，一直被共產國際當麵領導並監督著的陳獨秀成了斯大林錯誤決策的犧牲品，而毛澤東則利用長征途中與“遠方”失卻聯絡的一段寶貴時間，成功地把中國共產黨引上了勝利之途，讓蘇聯人不得不接受毛澤東領導中共的現實。
毛澤東在遙遠的大西北悄然執掌中共之時，正是陳獨秀被國民政府提前釋放之際。
然而，有誰知道，當毛澤東在黨內有了話語權以後，中共對“老先生”的態度反倒開始產生變化！
陳獨秀提前出獄後，毛澤東欲將本黨創始人接至延安養起來，但因陳拒絕公開聲明悔過而作罷。
毛澤東心有不甘，即使到了“神仙”從天而降後，他仍想著陳獨秀呢—“神仙”乃毛澤東對被蘇聯飛機送來延安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康生的稱呼。尚未被“遠方”正式認可的毛澤東對王明的出現正心懷忐忑，中共其他領導人也把目光轉向了“天外來客”，所以，王明一時也就真把自己當成了斯大林派回來當家的人。由是，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成了毛澤東忍讓王明的一次非常會議。會議上，一共有三個人作了報告：總書記張聞天同誌理所當然要發言，他的報告為《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接著開腔的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他神氣活現地給長期留在國內的同誌們指點迷津—《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最末一位作報告的是項英，未參加長征的他向中央彙報了《三年來堅持的遊擊戰爭》，顯然，這是一個必須要向黨內交代清楚的彙報。毛澤東在這個重要的會上，沒有發言權！過後，毛曾多次發牢騷，稱王明回國後的那段日子，“沒有人理我”！
時任政治局委員兼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張國燾晚年在《我的回憶》中，記下了他叛逃去國民黨前所參加的最後一次中共高層會議的情景：
他（毛澤東）似也懷念陳先生的舊誼。他曾向我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
由於毛澤東的這種態度，張聞天（時任總書記）也隻好遵照實行。
這件案子拖延到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才提出討論。王明知道了這件事，不問情由，便聲色俱厲地表示反對。他指出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隻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他用字典裏最惡劣的名詞，如“漢奸”、“托匪”、“殺人犯”等來攻擊托派，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
我們曾在會議上說過一些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等類似的話，也有人提到：說陳獨秀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但王明卻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他還說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
斯大林的這條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員們誰還能說什麼呢？張國燾繼續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