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這些斬釘截鐵的話，使大家為之默然。從此，在中共宣傳上，陳獨秀就變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了。
中共曆史上最大的一樁冤案，就這樣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炮製出來了。
這次十分重要的會議結束後，中共領導人來到窯洞外，留下了一張極為珍貴的照片。在講究排位的中國政壇上，這顯然是一張耐人尋味的寫真—前排中央端坐的是最年輕的王明，其左右分別坐著陳雲、劉少奇和凱豐、項英，而毛澤東屈居後排最邊上，自他右側起，是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張國燾、張聞天、彭德懷和康生。十三人中，隻有毛、林、彭從來沒到過“革命聖地”蘇聯，“遠方”的影響可想而知！
於是，1937年12月4日出刊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第26期上，就有了中央書記處書記兼長江局書記王明的署名文章，公然造謠“日寇偵探機關”與“暗藏的托洛茨基—陳獨秀—羅章龍匪徒分子”有染。1938年元旦，中共在國統區公開發行的《群眾》雜誌，又有了《新華日報》副總編輯章漢夫的《肅清敵人奸細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宣稱“托匪”陳獨秀散布“破壞抗戰”的言論。又過了十幾天，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解放》第29、30期上連續刊載長文，活靈活現地杜撰道：
日本給陳獨秀和“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效後再增加之。
因社會部乃中共負責情報與“肅反”的權威部門，故這位從蘇聯回來的“神仙”的話，就成了在黨內板上釘釘兒的“證據”。
表麵上看，是狗仗人勢的小個子王明，仗著自己是共產國際的“欽差”，左右了會議的方向和與會其他人的良知。是啊，這個比陳獨秀更矮小的皖南同鄉忘了自己正是喝著《新青年》的奶水長大的晚輩，同姓前輩陳獨秀在上海灘創建中共的時候，他陳紹禹（王明的本名）還不過是剛考上安徽一所農校的中專生呢！正是陳獨秀領導的大革命運動在武昌地區轟轟烈烈地展開，他才得以加入中共。倘若這個毫無人性的政治狂人當初被斯大林指派為中共第一把手，誰能說陳獨秀的腦殼不會像日後的托洛茨基一樣在家裏就被敲碎？遭暗算前的托洛茨基曾明確表示過對陳獨秀人身安全的擔憂，他給人寫信時說過：“我毫不懷疑斯大林派會在戰爭期間暗算他。”
但有誰知陳獨秀最終被共產黨放棄，竟源自毛澤東的擔憂！王明的張牙舞爪隻是表象，而毛澤東的疑慮才是實質—二十年後的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怒斥彭德懷的大會講話中，話題忽然拐了個彎，拐到了陳獨秀那兒：
他後來去世。那個責任在我，我沒有把他接來。那時我們提了三個條件，當時我們還不穩固，他不能接受。那時就那麼一點資本，那麼一點根據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國際（即托洛茨基領導的國際共產主義組織，含中國托派—筆者注）。
讀懂了毛澤東的這番話，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明知陳被誣陷了之後，毛澤東反倒在所有的公開場合對陳獨秀都更加不寬容！
彼時，王明已領銜中共代表團去和國民黨談判了，另一位老資格的政治局常委周恩來的地位也隨之下降，成了王明的副手。因不複設“總書記”，所以張聞天實際上不再是第一把手，毛澤東以“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主席”和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袖。
現在，陳氏傳記的作者們總愛引用毛澤東在延安說過的那番有關陳獨秀的話，如“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創造了黨，有功勞”，“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一講他的功勞”。似乎毛早已為陳講過公道話。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講此話之前，毛澤東凡公開提到陳獨秀，都是措辭嚴厲的指責，如陳獨秀“跑到反革命那裏去了”，是“右傾機會主義”，“托洛茨基、布哈林、陳獨秀、張國燾是大不老實的人”，“反對陳獨秀的錯誤路線是完全應該的”。
至新中國成立後，對斯人的評說更為苛刻了。除“毛選”注釋中保留了對陳的誣陷外，毛還數次在黨內大會和接見外賓時提及“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至林彪事發，毛將曆次黨內鬥爭梳理成十次，陳獨秀首當其衝，遂成為“頂風還臭八萬裏”（“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常用語）的頭號大壞蛋。
其實，毛澤東哪裏不知道陳獨秀是冤枉的？而且，他還明白“老先生”是入了王明一夥為搞政治迫害而設下的坑人陷阱！
且看早在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秋毛澤東寫的一則筆記：
（王明）對於許多聰明的勇敢的同誌，例如所有白區、蘇區、紅軍的主要負責人，則加以流氓式的武斷與威脅，把他們放在托洛茨基及陳獨秀取消派的範疇內，這真是所謂不識人間有羞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