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秋天，真乃秋後算賬的時機—共產國際宣布解散，毛澤東可以無所顧忌地向王明進行清算了。他把上一年的筆記修改後拿給了兩位新當選的書記處書記劉少奇與任弼時看，以求得高層間的支援。劉與任都是陳獨秀當總書記時的中共重要幹部。在這之後，中共黨內開展了對黨內排名第二位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書記”王明的淩厲批判。此時，陳獨秀過世已經半年，遠在江津九泉之下的他，是永遠不會知道毛潤之氏正在巧妙而又堅決地與“老子黨”鬥法了。
毛澤東對政治啟蒙老師的感情的確複雜而微妙。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記載的上麵那通在黨的大會上的“最高指示”，難道沒有毛澤東對陳獨秀的惋惜之意嗎？
主政中共之後的毛澤東，為何也跟著他所不屑的“莫斯科派”責難陳獨秀？他的這種態度的變化曾讓我大感困惑。起初總以為這是為了討好斯大林的權宜之計，後來我才想明白，這應該源自一個重說黨史的久遠謀劃—我從小就熟記並且還登台表演過的“崢嶸歲月史”，即：毛主席親手創建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
所以，1952年頭一回到安慶的毛澤東就沒到他當年的思想導師陳獨秀的墓上去看一看，盡管他的一句話讓陳的後人受到了綿綿補助。
莫非政治家沒有柔腸？難道大人物不講私情？否！就在這一年10月27日，心堅如鐵的毛澤東還曾極為罕見地在濟南“哭墳”，死者雖僅僅是個解放軍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那一天，毛澤東讓山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專程陪自己去了南郊的四裏山，那裏是濟南烈士陵園。他手撫黃祖炎烈士的石碑，不僅喃喃而語：“祖炎同誌，我來看你了。”而且還“深鞠一躬”，甚至“淚水順著臉頰慢慢地流下”。誰能令主席如此動情？原來，死者曾在瑞金與延安時代兩度做過他的秘書。
看來，一代雄主也有傷心時，隻是淚向誰彈而已。
毛澤東盡管博學，卻也是在登上安慶的土地上之後才知道陳獨秀名字的來由，可見，陳獨秀不被人了解的地方實在太多！
一峰獨秀，這是多麼濃的鄉情，又是何等駭俗的魄力啊！
新解密的蘇聯史料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共領袖陳獨秀一點錯都沒有！哪一樁失誤不是斯大林和他在中國的代表造成的？何曾“右傾”？何曾“投降”？什麼時候被“嚇破了膽”？為什麼要“分裂黨”？還有，在蘇聯紅軍大舉入侵我中華境內，殺死我一萬多東北邊防軍的“中東路事件”中，陳獨秀反對提“保衛蘇聯”的口號有什麼不對？
嗚呼！倒黴的陳獨秀，蒙塵的獨秀峰！
孜孜於陳獨秀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唐寶林先生從《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中細細地數過：
1923—1927年，蘇聯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共召開
122次會議，做出了738個決定（還有共產國際執委會對中國革命做出的無數決議、指示未統計在內—唐注）。從大的決策，如令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對待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的方針，北伐戰略的製訂；到小的如何時結束省港大罷工，何時發動上海工人暴動，如何向中國派遣在蘇留學的中國學生，甚至什麼時候找蔣介石談話，應該找誰一起去談，談時要注意什麼，等等，可以說是無所不包。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就這樣被無微不至地訓導著。更可悲的是，這些有自己頭腦的中國精英們，竟連執行蘇聯人大小決策的主動權也沒有！
唐寶林繼續寫道：
這些決定通過兩個渠道在中國執行：一是直接命令給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駐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及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羅易等，在中國直接執行；二是由共產國際把這些決定做成共產國際決議或批示、命令、訓令等，讓共產國際在華代表直接執行，或由他們布置給中共中央並監督其執行。同時，中共中央還要受駐華大使及鮑羅廷顧問的領導和監督。
夫複何言！陳獨秀還有什麼自主權？中國共產黨還算什麼中國人的黨？
陳獨秀冤啊！
遠在中華民國陝甘寧特區的中共領袖們應該知道，出獄後的“托匪匪首”已經與中國托派決裂，他的思想牢籠已經徹底打破，他不再對斯大林個人進行深刻批判，而是對產生斯大林的整個社會製度進行了入木三分的反思，甚至對曾引為同誌的托洛茨基和一直敬仰的導師列寧也不再迷信。
這位頂著光亮頭顱的中國人在他生命之門即將關閉的時候，傲然宣稱“將我輩以前的意見徹底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