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是，他被腐惡的政治和血腥的戰爭所浸泡過的心並不是一顆“冰心”，而且，更要命的是，他所處的環境，也不是“玉壺”。剛才我說了，它像肮髒的泥淖。
倒是什錦花園裏的這座僅存的小院有點像“玉壺”——口小肚大，遺世獨立。所以，吳子玉就天天待在裏麵做著他最後的人生殘夢。
我們從玉壺狀的小院裏步出。
劉建國領我們到院子外。其南側，是原先“花園”的正門，但現在已經被一幢三層火柴盒狀的小辦公樓堵住了。這座樓是三年前剛剛興建的。樓把當年的長廊阻截了，被截肢的回廊縮在大樓的陰影裏，任寒流漫過。一堆自行車和廢棄的辦公櫃等隨便倚在牆根兒，幾隻蒙著厚塵的紅色滅火器在朔風中輕輕搖頭。
“就是蓋這座辦公樓的時候，挖地基的民工發掘出了一串罐罐，從大到小，好幾個呢！”劉建國說起當年的意外發現。都以為是大軍閥的家，一定埋著什麼值錢的東西，結果呢？他笑了：“嘁！裏麵什麼也沒有，後來聽說，那是些普通的地漏子——滲水用的家什。想不到這麼大的人物，家裏什麼金貴的東西也沒留下來。”
劉建國說著，表情既失望又不乏對已故主人的欽敬。我趁熱打鐵地給他講了一點吳的晚年。
吳子玉雖秀才出身，卻一身武人的剛烈之氣。當時，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前，在將與幾十萬奉軍交火之際，這位直軍總司令的“戰前動員”曾是何等的驚天動地：
此次係共和與帝製之最後戰爭，勝則我將解甲歸田，裁兵恤民；敗則我唯一死，以謝天下！我妻已死，我子豚犬，殺之可也。
真是咬鋼嚼鐵！如果戰敗，我就自殺，反正發妻已逝，兒子（嗣子）就當豬狗一樣殺了也無所謂——有這樣視死如歸的指揮者，哪個將士不用命？於是，就有了直軍的一次次大捷，有了“常勝將軍”傲視九州的威風。民國九年至十三年（1920年——1924年），氣吞山河的吳佩孚真是不可一世！
民國十三年（1924年）秋季的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萬不料肘腋生變，部將馮玉祥突然叛亂，回兵京城，一舉囚禁了曹錕大總統，推翻了直係控製的北京政府。成為馮氏政治資本的“北京政變”，不光使強盛一時的直係猝然兵敗，還使吳佩孚這位軍事天才直墜萬丈深淵，再也無力爬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央位置上來了。
表麵看來，是部將馮玉祥害苦了他——馮的反戈一擊令吳猝不及防應聲落馬，隨之遭亂蹄踐踏以致終其生亦未能複原；但深層原因是曹錕連累了他——曹錕個人權力欲的膨脹和治國能力的低下，致使中國政壇更加紛亂，在馮玉祥發起的兵變之後，曹本人成為中南海裏的高級囚徒，直係功敗垂成，吳佩孚的武力統一中國之夢也成為泡影。
蒼天給吳氏圓夢的最後一次機會，是民國十五年（1926年）奉係的張作霖主動與他握手言和並同盟“討赤”。那會兒，曹錕已經被迫下野，也到天津當寓公去了。饒有意味的是，吳佩孚極少再與這位三哥聯係。
論年紀，吳佩孚比張作霖大一歲，但論從政輩分，他卻比人家矮一頭。張作霖貴為奉天督軍兼省長時，他才不過是炮兵團長。數年過去後，當張作霖已經是國內政壇舉足輕重的奉軍“老帥”時，他不過是新接任的陸軍第三師師長。
對了，這兒有個有趣兒的故事：前幾年，吳佩孚隨曹錕去天津與駐節那兒的張作霖會晤，他因屢屢插言而被張作霖羞辱了一把。人家指著他對曹錕明知故問：“三哥，這是誰啊？” 曹錕在兄弟中排行老三，那時軍閥們素以兄弟相稱。厚道的三哥不知是計，還表示驚訝：“咳！你還不知道？他是我第三師的師長吳子玉嘛！”狡黠的張作霖遂開始挖苦：“我同三哥有要事相商，一個師長跟著攙和什麼？要是師長能參加的話，俺奉軍有好幾個師長哩！”頗有自尊的吳佩孚羞惱離去，上車前恨恨地說：“早晚要讓你張胡子認識認識俺這個師長的厲害！”胡子不是指張作霖的外表，恰恰相反，張作霖並非滿臉胡須。“胡子”是對土匪的另一種叫法，吳佩孚是罵張作霖早年當過土匪。
沒過幾年，張胡子果然領教了當年吳師長的厲害——就在國民黨軍一路上招降納叛，“北伐”聲勢越來越大的民國十五年（1926年）暮春，入主北京城的張作霖邀在武漢當“十四省聯軍總司令”的吳佩孚捐棄前嫌，結為戰略合作夥伴。為了麵商如何剿滅他們所共同痛恨的“過激主義”，兩位巨頭約定在中南海相會。
是年6月28日，吳佩孚從長辛店起身進京。一直擔任吳軍參謀長的張方嚴先生於1949年後回憶過這次重要的會晤（括號內的文字為筆者所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