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小冊子叫《北洋人士話滄桑》。其中一頁，沒看完，我就傻子一樣愣住了—
張作霖起家創業於日、俄兩大帝國近鄰的東北，自幼耳濡目染，深知多年來日俄兩國對中國的侵略危害，認為外國人都是狡猾殘暴、欺軟怕硬的歹徒，時具戒心。一九一六年五月他就任奉天督軍後，就不斷親自嚐到帝國主義欺壓的滋味，首先是由日本策動的鄭家屯暴動事件，以及他到南滿車站歡迎日本要人在歸途中遇刺、幸免於難的事，使他大傷腦筋。但國家積弱，中央既無力抗拒，一方將帥又焉能抵擋譎詐百出的強鄰？所以他對外交事務迄無一定方針，也無具體政策，隻是以隨機應變的辦法應付。
盡管我已經養成了從各級政協機關編輯的文史數據裏來淘曆史真相的習慣，但還是被這本薄薄的小書的內容震撼住了，那一個個字竟像鋼琴上的琴槌，一下下敲得我心弦大起共鳴！
這是一個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蒼老而又新鮮的聲音，一個大悖於“曆史定論”卻又合乎情理的聲音啊！
隻記得我怔怔地看著馬路對麵的那座黃色巨廈，直到熱騰騰的大餡兒餃子端到眼前也渾然不覺。
那一個中午，全國政協辦公大樓門前，武警士兵們正在換崗，一個個動作利落，神情穆然。士兵換崗從來是一道觀賞性很強的風景。
北洋時代，這兒一天到晚也不斷上演這場秀。
那時候，這兒是張作霖在北京的家。
清末民初，但凡有點頭臉兒的軍閥、政客，便在京城有個固定的住處，京官自不待言，各地疆吏也無不在皇城根兒置辦房產。張作霖發跡晚，所以遲至民國九年（1920年）才在京城裏擁有自己的家—和在奉天城裏買下前朝顯宦的家一樣，他在北京城看好的是前清時代的順承郡王府。
大清國體土崩瓦解後，京城諸王府迅速凋零，末代順承郡王文葵無以維係其龐大的家產，隻好將王府的房契抵押在東交民巷裏的法商東方彙理銀行，靠貸款過活。民國九年（1920年），張作霖應大總統曹錕之邀來京，住在西單舊刑部街的奉天會館裏，聞知順承郡王府的實情，遂斥巨資購之。得此偌大一片家產後，張上將軍大興土木，建成了京城西部這方赫然豪宅。隨著舊王府的新主人在國內的分量，此地也越來越威嚴，延至北洋末期，所有軍政大事均是在此擬定並布告天下的，此地甚是了得！
民國十五年（1926年）11月29日，張作霖在天津被十五省通電推舉為安國軍總司令時，曾氣吞山河地宣稱：
決戰之期，最多為一個月，最後勝利自然歸我奉方……統一中國亦易如反掌也。
張作霖入京後，將北洋各部編為七個軍團，擬與得到蘇聯人全力支持的“南赤”（蔣介石之北伐軍）與“北赤”（馮玉祥之國民軍）決一死戰。搜查蘇聯使館，逮捕並處決李大釗等“過激黨首領”，也都發生在這一非常時期。從就任總司令，到登基大元帥，他與他的心腹不斷地陳述著用兵“安國”的理由，從他們的對外談話中，人們很可以知道“奉張”“矢誌討赤”的本意：
非俟南軍排除俄國赤黨，決無議和之望！—安國軍總參議楊宇霆餘之起兵，非仇抗任何黨派，而專為消滅過激主義；舍過激主義，皆有商量之餘地。
—大元帥張作霖
不過，此時，“南赤”、“北赤”已經合成一夥兒並不再相信蘇聯人，再加上新桂係的李宗仁、白崇禧和晉軍閻錫山所部，四個方麵軍正全力向北京方向推進。會師徐州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下達了北伐總進攻令，戰事因之變得空前慘烈—北伐軍推進到山東境內後，遭遇到安國軍兩位副總司令張宗昌與孫傳芳的近三十萬的直魯軍的抵抗。北伐軍步步為營，直魯軍節節敗退，退至濟南時，日本人借口保護在魯日僑安全，竟擅自在青島登陸後徑赴濟南屠殺北伐軍外交官與士兵。南北雙方的戰事，又演化成外寇的尋釁。
於是，張作霖權衡再三，選擇了退避—放棄大決戰，把實力依然完整的數十萬奉軍撤回關外，關起門來，既可專心經營富饒而廣袤的大東北，又能有效地遏製日本人在東三省的越來越凶險的胡作非為。以退為進，以柔克剛，保存實力，以待將來。
所有共和國的教科書上說到“反動軍閥”張作霖退出北京一節，用的全是貶義詞，不是“倉皇出逃”，便是“被迫撤離”。用梁實秋、魯迅他們打筆仗的話說，這很不“費厄潑賴”（英語fair play音譯，意為公平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