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離京前，安國軍並未被打垮，敗退的隻是張宗昌和孫傳芳的軍隊。安國軍主力部隊奉軍在直隸、察哈爾、綏遠和豫北地區與各路“黨軍”對決，按奉軍將領於學忠的話說，是“旗鼓相當，時有進退”。戍守京津的奉軍尚未與北伐軍接火，而留守關外的奉軍更是保存完好。也就是說，如果張作霖一意孤行與“黨軍”決一死戰，豁上玉石俱焚也不肯退出最高權位，則其手中掌握的三四十萬大軍與國民黨軍死磕，北洋時代或可延續下去，中國版圖上是否於20世紀前期重現南北朝亦未可知也！
時任安國軍第四方麵軍參謀長的傅興沛，在共和國初期，當過北京西城區政協委員。《北洋人士話滄桑》的作者王毓超老先生記錄過傅先生的話：
據傅興沛說：正當安國軍與北伐軍在華北平原進行決戰之時，日本以護僑為名派兵開入膠東青島，繼而進占濟南。張作霖等考慮國家前途，本著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之義，曾召開府院聯席會議，決定由秘書長任毓麟、外交總長羅文幹主持，分別向日本政府和駐華使館及其駐屯軍提出抗議。
多麼要緊的一段史料線索！可是，竟從來沒有所謂的“正史”提及過！
正是因見北伐軍繞過濟南繼續北犯，西邊的閻錫山亦加緊向北京壓迫而來，見大勢已去，張作霖不願糜爛京津地方，才決定將安國軍全部撤往東三省。
從5月20日他主持軍政會議定下撤離，到6月3日晚上他登上返奉的專車，十餘天的時間裏，他拜會並宴請京城紳耆名流，接見並回訪各國公使，甚至籌劃將故宮裏的文物悉數帶回奉天保存，以防蔣介石把這些珍寶賣給俄國人換武器來攻打自己。隻不過，在掌管故宮鑰匙的北洋元老王士珍的一番勸說後，他才打消此念。
應外交使團和紳商代表之邀，他還安排一旅軍隊留京維持治安以待“黨軍”入城。
就在這時，可惡的日本人又跳出來了。他們乘機要挾張作霖，讓張在郭鬆齡倒戈時張作霖與關東軍草簽的一份條約上正式簽字，並要出關的奉軍解除武裝。
原東三省交涉總署行政處處長羅靖寰對此有詳細回憶：
1925年冬，郭鬆齡反奉時，……奉天省城留守軍力薄弱，人心惶惶。張除電告吉、黑兩省速派軍隊救援外，並擬在危急之時逃往旅順或大連暫避。一天，日本關東軍參謀長齋藤奉其司令白川義則之命，偕同三浦中佐到達沈陽（時關東軍司令部在旅順—筆者注），通過張的日籍顧問野町武馬約張作霖會晤於南滿鐵道會社所設的沈陽旅館內。
齋藤以郭鬆齡率軍叛亂，主動向張作霖說：如需關東軍幫忙，請勿客氣，盡管提出，我們可以用不得在南滿鐵路附近作戰為理由，叫他不能前進，必要時還可派關東軍出兵阻擊。
張以吉、黑兩省部隊雖已出動來援，但有遠水不解近渴之虞，遂說：“如果郭軍逼近省城，我擬赴旅順或大連暫避，屆時當請幫忙。”於是齋藤乘機將事先用打字機打好的五項要求提出，讓翻譯田中念給張聽。張聽完了即不加考慮地完全答應，隨即在上麵簽了字。
然而，過後，羅靖寰等與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副領事田中喜市進行正式談判時，發現日本人的要求令人無法接受，其主要內容包括：允許日本人在東三省和東蒙地區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享有自由居住與經商的權利，將間島地區的行政權移讓日本，將吉林至敦化的鐵路延至圖們江與朝鮮鐵路接軌，洮昌道各縣設日本領事館。羅向張彙報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