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直至張部覆滅，離孟良崮最近的整二十五師仍在10裏開外的界牌，炮聲相聞，而終不見援兵之至，陳毅稱此役為“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當不為過。戰役開始前，張靈甫曾在給蔣介石的電文中稱：“以國軍表現於戰場者，勇者任其自進，怯者聽其裹足，犧牲者犧牲而已，機巧者自為得誌，賞難盡明，罰每欠當，彼此多存觀望，難得合作，各自為謀，同床異夢，匪能進退飄忽，來去自如，我則一進一退，俱多牽製，匪誠無可畏，可畏者我將領意誌之不能統一耳。”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6（下），第446頁。此役之結果恰印證了張靈甫所言。戰後蔣介石對此役“悲哀痛憤”，“尤增憤激”，痛責“高級軍官已成了軍閥，腐敗墮落，自保實力，不能緩急相救”。5月29日發出通令稱：“以我絕對優勢之革命武力，竟每為烏合之眾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諜報不確，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錯誤，馴至精神不振，行動萎靡，士氣低落，影響作戰力量，雖亦為其重要因素；然究其最大缺點，厥為各級指揮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敵愾同仇之認識，更無協同一致之精神，坐是為敵所製，以至各個擊破者，實為我軍各將領取辱召禍最大之原因。”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6（下），第467、462~463、471頁；《主席對孟良崮戰役之講評》，軍官訓練團編印《一年來剿匪重要戰役之檢討》，1947，第55~57頁。
其三為國民黨軍派係複雜，又摻雜著各種不同的人脈關係，加劇了協同作戰之不易。據第五綏區副司令胡臨聰回憶，在1946年9月的定陶戰役中，整三師師長趙錫田為陸軍總司令顧祝同的外甥，為人驕橫跋扈，對綏區抱若有若無態度，私人之間亦少接觸，彼此存有隔閡。他接到鄭州綏署的進攻命令後，不向綏區司令孫震請示即徑往前線，意欲一戰成名而取代孫的位置，使孫甚為不滿。當趙部被圍請求增援時，孫有意使趙栽跟鬥，以報趙目中無人並企圖取而代之之恨，沒有令在附近的整四十一師積極增援，致整三師被殲，趙錫田被俘。胡臨聰：《蔣軍進犯晉冀魯豫解放區和整三師趙錫田部的被殲》，《文史資料選輯》第28輯，第58頁。國民黨統帥部也因此而指責將領常有封建思想，視其序列以內之部隊，為其永遠指揮之部隊，一旦有所抽調，即頓形不滿，或不惜借任何理由以阻撓統帥部之兵團部署，常聞某部隊不可歸某人指揮，使在同一戰場之軍隊，不能分合自如，形成半身不遂之狀態。《剿匪戰事之檢討》，第27頁。尤其是1946年上半年的整編，因為裁編所謂“雜牌”而影響到作戰士氣。在整軍過程中，同樣的軍隊，“出身經曆戰績等等都差不多，而屬於所謂‘土木工程係’的軍隊（指陳誠係統--作者注），不隻不被裁編，反而擴充”，“這種不公不平的事實……怎麼不會使得國軍的精神完全瓦解”。孫元良：《億萬光年中的一瞬》，第286頁。甚至因為整編而荒唐到了“軍官多懼年限失業，以為平匪無異縮短一己職業（退伍有一條可以因需要不按年限者）”，因此作戰不積極。《徐永昌日記》，1947年4月18日。此種情形對於部隊作戰能力之影響甚大。蔣介石過後亦承認，“自從去年部隊縮編，許多軍官轉業之後，現存的部隊往往存著一種恐懼的心理，以為自己的部隊不知何時被縮編，官佐不知何時被遣散。因為心理的不安，以致戰鬥精神亦大受影響。”《對於匪軍戰術的研究與軍隊作戰的要領》（1947年5月19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120頁。關於軍事整編及其對國共雙方的利弊得失，請參閱本書第十二章。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