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先行到死中去”以後，被拋於世無家可歸的人就被心底深處良心的呼聲，從過往的沉淪中召喚回來，恢複了自己最本真的個性。連“死”都想透了的人們，就可以完全聽憑良心的呼喚自由地選擇自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作為一個獨立的個人走完自己本真的生命曆程。這才是人生真正的解脫。人們這樣說他--“海德格爾用我們不熟悉的語言，道出了我們久已熟知的人生真諦。”
馬爾庫塞:一不小心就成了半個人
哲學家給人的感覺都是一些刻板嚴肅的人。比如康德先生，守時幾乎到了苛求的地步，他生活中的每一項活動，起床、喝咖啡、寫作、講學、進餐、散步，每一天的時間幾乎從未有過變化，就像機器那麼準確。每天下午3點半，康德先生便會踱出家門，準時開始他那著名的散步，以至於當地的居民在他每天下午3點半散步經過時紛紛以此來校對時間，而教堂的鍾聲也同時響起。唯一的一次例外是，當他讀到盧梭的名著《愛彌兒》時，深為所動，為了能一口氣看完它，不得不放棄每天例行的散步。這使得他的鄰居們竟一時搞不清是否該以教堂的鍾聲來對自己的表。
如此嚴格按照“計劃”生活的人，是很難有什麼故事的。康德深居簡出，終身未娶，一輩子過著單調刻板的學者生活，直到去世為止，從未踏出過出生地半步。因此海涅說，康德是沒有什麼生平可說的。每當我們不得不談談他的生平故事的時候，我們隻好說說他們沒有故事的故事。
和康德一樣“沒有生平”的哲學家不在少數。比如黑格爾，除了他崇拜拿破侖和死於霍亂，你還能想起他的什麼故事嗎?又比如“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兒，我們知道他除了是一個哲學家以外，還是一個數學家和科學家。也許正因為哲學家沒有故事，所以我們看到哲學家的傳記比文學家、政治家的要少得多。
盡管如此，這些隱藏在故事後麵的人們，最希望曆史能記住的，是他們的哲學和思想。
我們現在要講的哲學家馬爾庫塞，也是一個沒有多少故事的人。
法蘭克福學派
20世紀的30年代，德國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所中人才濟濟。尤其是年輕人們，懷著對學術的熱情，和對社會的使命感，對各種假惡醜、扭曲、異化都進行了有力的批判。當時的研究所裏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哲學家，叫霍克海默，猶太人，年輕人都十分景仰他，漸漸地就集中到了他的身邊。霍克海默帶領著這一群年輕人，用深沉的思想對抗著現實的浮躁。即使在希特勒當政的時代，霍克海默帶著成員們輾轉於西歐各地，他們也沒有停下他們批判的聲音。這一群人在物質上沒有什麼力量，但是他們的思想是他們最大的武器。他們渴望能用哲學的批判來拯救扭曲的社會、異化的人類，讓人類擺脫這種受物質和機器奴役的命運。
後來，這個學派成了當今西方世界中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個流派之一。人們就把他們稱作“法蘭克福學派”。
二戰之中，法蘭克福學派研究所先是遷到了日內瓦，後來又輾轉到了巴黎。因為美國積極吸引科學家和文化人士的政策，也因為哪裏遠離歐洲戰場，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陸續到了美國，在美國的大學和研究所裏繼續工作。二戰以後，霍克海默回到了德國，重新建立起他們的研究所。於是，第二代、第三代的法蘭克福成員又接過了先行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