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魯迅名著《阿Q正傳》問世後，因頭有癩疤而諱言“光”、“亮”等字的“精神勝利法”的化身阿Q先生，便名震遐邇，而且曆久不衰。近年推出電視劇《阿Q小傳》，轟動一時，其阿Q者，即阿Q的哲嗣也，可見阿Q雖未與他朝思暮想的苦戀對象吳媽成親，但確未絕後，並有相公重振家業，真乃斯亦奇矣!
餘友某，正編撰阿Q族譜，溯源辨流，考證家世，博洽精深，令人讚佩。蒙允將譜中部分史料介紹如下，俾讀者先睹為快:
明初江南有個儒生叫孫潼，某日用黃帕包了一本書，直闖衙署，正在辦公的巡撫周文襄公(忱)感到很奇怪，問孫潼何事?孫潼自報家門後，說:我用楷書抄了一本千字文，務請巡撫大人幫我進呈朝廷，“乞公引拔”。周忱令驛站傳送，但傳到宮中，宣德皇帝看後，卻下了一道聖旨:“孫潼書法粗俗，令再習小楷。”這條“最高指示”下達，對孫潼打擊的沉重，可想而知。
但孫潼卻不然，照樣為人寫字，並把宣德爺的聖旨當做資本，凡為人寫字，“必題雲欽命再習小楷孫潼。”(都穆《都公談纂》卷下)這種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心態，是多麼的可笑而又可悲，豈非阿Q的先考之一?另一位江南文人吳英好喜大字，“往來徐武功之門，武功得罪，以黨被逮，有司無以入其罪，坐流民，配之廣西。”真是夠不幸的了!但後來終於被赦回，也算不幸中之大幸。按常理推測，吳英該是老老實實過太平日子算了吧?不料他竟將發配廣西視為無上光榮的政治資本，寫大字時竟“自署紙尾曰:欽調廣西人吳英。”
“土木之變”，英宗被瓦刺俘虜，這是明朝曆史發展中的重大政治事件。對於明廷來說，是一次大失敗，丟盡臉麵。但在阿Q的先輩看來，這次事件，仍屬勝利，因為據說發現了瓦刺部首領也先是漢族人的外甥;這位發明者不是別人，是從成化到嘉靖，曾在內閣誥敕房供事四十餘年、與其同事劉銃“並淹貫故實，時稱二劉”(《明史》卷一六八)的長洲人劉棨。他煞有介事地說:英宗被擄後，“也先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少隨父戍邊，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國，為今天子臣，臣無殺君之禮。跪且泣以請，也先從之，
英宗得還。”(皇甫祿《近峰記略》)你看，“眼睛一眨，老母雞變鴨”--頃刻間也先成了中土的外甥，位居九五之尊的第一把手英宗，理所當然地就成了外公!這不僅使人想起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魯迅針對民間流行的所謂乾隆皇帝是海寧陳閣老(即大學士陳元龍)之子的奇談，諷刺道:“這一個滿州‘英明之主’，原來是中國人掉的包，好不闊氣，而且福氣。不折一兵，不費一矢，單靠生殖機關便革了命，真是絕頂便宜。”(《花邊文學·準風月談》)顯然，關於乾隆之母、乾隆之父的囈語，都是精神勝利法孕育的怪胎。
正德時南京人陳鎬，擔任過布政使等職，並著有《金陵人物誌》六卷，政績、學問都還不錯(《明史》卷一八七、一九七);但頗貪杯，其父擔心他因嗜酒妨礙公務，特地寫信，要他戒酒。父命難違，陳鎬便拿出自己的俸金，令工匠特製一隻大酒碗，能裝二斤多酒，在碗內刻上八個大字:“父命戒酒，止飲三杯。”被士林傳為笑談(馮夢龍《古今笑史·怪誕部第二》)。透過笑談，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盡管陳鎬照樣豪飲，但在他看來，既在大酒碗內刻上家父戒酒之命，他已在精神上取得了戒酒的勝利，完全可以心安理得了。
諸如此類，阿Q的先輩們，幾乎所在多有，代代相傳。直至今日，某些國人的血管中，仍然流動著阿Q家族的血液。
七十多年前，魯迅發表了《阿Q正傳》，此後在有關雜文中又多次指出國民的劣根性，解決這個問題在當今仍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誠然，中國人民具有很多的優秀美德，這是構成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因素。但是，我們民族性格中諸如“阿Q精神”之類不好的方麵，還是應引起今人和後人的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