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哄始於何時?何地?並由何人帶頭?失考。不過，一般說來，起哄大概源於原始社會先民的狩獵生活。當時，生產工具極其簡單，人們即使想逮到一隻兔子，也必須有很多人形成包圍圈，追逐不停，吆喝之聲更如雷貫耳。那喧騰的、鬧哄哄的場麵，實在就是一次大起哄。顯然，這是原始生產方式的產物;此時、此地，起哄並無壞處。
後世的起哄，則大謬不然。魯迅對於起哄，曾經生動、形象地揭露說:“假使有一個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著，不久準可以圍滿一堆人;又假使有一個人，無端大叫一聲，拔步便跑，同時準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然而又心懷不滿，罵他的莫明其妙的對象曰‘媽的!’”(《花邊文學·一思而行》)諸如此類的莫明其妙的起哄，在曆史上，簡直是不勝枚舉。明朝的大畫家沈周，曾寫過一首詩，叫做《虎來》。沈周家居江南長洲水
鄉，怎能見到有虎來?原來，他這首詩正是描寫鄉民聽信訛言而起哄的情景:“成化十一年(1475)九月，訛言虎至爭慌惚。我謂虎至豈水鄉，況少
翳與林樾。前村漸報咥老翁，西村少年撲見骨。未昏家家柵豬犬，四鄰緩急莫相越。昨聞鄰子說果見，夜聞嗷哮竦毛發……聳軀哆吻首闖地，瞋目眈眈兩杯凸……”(錢謙益《列朝詩集》丙集)你看，無中生有、起哄說虎的結果，不僅鬧得全村沸沸揚揚，不得安寧，更有人添油加醋，說已看見老虎，它的眼珠，鼓起來像兩隻大茶杯!更荒誕的是，崇禎末年，上海哄傳“夜有猴精作怪，到處敲鑼擊竹。更有目見其形者，群起而趕，趕至天明，毫無影響。如此而大家小戶，臥不貼席矣。”(姚廷遴《曆年記》)這些，還不過是一村、一縣的起哄，其鬧哄哄的後果，畢竟隻限於一隅之地遭殃。而元末、明中葉、明末、清初的“拉郎配”，鬧得從城市到鄉村，雞飛狗跳，涉及麵達數省之多。那種幾乎舉國若狂的情景，比起今天電影、戲曲所描寫的，有過之無不及。如隆慶二年(1568)正月十五日，訛傳朝廷命太監到南北各省選宮女，結果“民間嫁娶，為之一空，妍蚩老幼，不得其配，甚有無複人道，徒務苟合者。”(錢玉卿《鹿
苑閑談》)這種強拉伴、亂湊合的婚姻，造成了無數悲劇。尤其荒唐可笑的是，與此同時，又訛言還要選寡婦一起送入京中，“於是孀居老少之婦，亦皆從人。……有人為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錯對頭。堪笑一班貞節婦，也隨飛詔去風流!”(田藝蘅《留青日劄》卷九)
對於古之起哄，請君切勿作笑談。因為，在現代，甚至就在你身邊，形形色色的起哄，我們見的還少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人類曆史上一次無前例的大起哄。在現實生活中，你如果稍稍留心一下，就可以看到:馬路上，圍著一大群人，造成交通堵塞，究其故，不過是看兩個年青人因自行車相碰而互相指責;一種產品，受到消費者歡迎，廠家便競相效尤，紛紛生產，於是很快便形成產品積壓，無人問津……如此等等，起哄的現象，可以說司空見慣，不知白白耗費了多少人的時間、精力、物力!
決非危言聳聽:起哄實在是國人的劣根性之一。究其底蘊，與我們民族傳統的思維方式有關:多數人缺乏深邃的理性思考，而隻愛作表麵的觀察。因此，起哄的全稱，是“瞎起哄”，一個“瞎”字，把問題的實質
一針見血地點出來了:瞎者，盲也;起哄是盲目性的產物。大至於國家，小到個人，隻有克服盲目性，才能逐步杜絕起哄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