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中，魯迅兩次提到“女生”。第一次，是在剛去廈門任教時，有人來選課，魯迅在信中寫道:“來聽我講義的學生，一共有二十三人(內女生二人)。”特地加一個括號注明“女生二人”，是為了避嫌，還是為了引發小小的醋意。但很快，魯迅便做出了解釋:“聽課的學生倒多起來了，大概有許多是別科的。女生共五人。我決定目不斜視，直到離開了廈門。”這樣的解釋，多少有點表衷心的意思，淳樸得可愛。
魯迅時常關心許廣平的經濟情況。在1926年10月12日和10月15日，他兩次在信中寫道:“我看你的職務太煩劇了，薪水又這麼不可靠，衣服又須如此變化，你夠用麼……你收入這樣少，夠用麼?我希望你通知我。”口氣溫柔體貼。兩性交往，經濟很重要，男方給女方提供經濟保障，這在女性已基本獨立的當代，也被許多人認作理所當然，可一旦男方主動提出，就有一種溫柔的情意在裏麵。蘇青不是說過，“我環顧四周，家裏的一顆釘都是我掙來的，有什麼意思呢?”魯迅想給許廣平保護，讓人很感動。
許廣平得了一金星石，她幫魯迅刻了個印章寄過去，魯迅特地要從上海郵購印泥，許廣平便說:“傻子!一個新印章，何必特地向上海買印泥去呢，真是多事。”一聲“傻子”，透露出了許廣平和魯迅感情的發展狀況，此後，許廣平還不時溫柔地下達“命令”:命令魯迅以後不準將信“半夜放在郵筒中”……魯迅先生，是沉浸在許廣平女士營造的溫柔港裏了。愛情的花，已釀出甜蜜。
在感情的世界裏，魯迅不再隻是一個嚴肅的老師，許廣平也不再隻是一個俏皮好學的學生，他給了她溫暖，她回報他，給了他一個堅定的眼神。在與魯迅的愛戀中，沒有她的篤定與堅強，在流言四起的環境裏，沒有她的堅毅，魯迅或許就喊不出那句讓人聽了心醉又心碎的“我可以愛”。
許廣平寫下的愛的宣言，又是多麼令人鼓舞:“它--風子--既然承認我戰勝了!甘於做我的俘虜了:即使風子有它自己的偉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罷!不相當也罷!同類也罷!異類也罷!合法也罷!不合法也罷!這都於我們不相幹，於你們無關係，總之，風子是我的愛!”
然而在去廣州與許廣平團聚之前，魯迅還是有遲疑的。從1926年10月起，他就在信中反複解釋自己不去廣州的原因，並說明下半年會去。許廣平則始終是商量的口吻，給他足夠的時間做決定，戀愛講求自願，這是許廣平的聰明。魯迅自然有他自己的考量。作為一個大學教授，他邁出這一步很不容易，內心的牢籠，需要堅持不懈地努力，才能破除。
可就在此時，高長虹開始在《狂飆》上攻擊魯迅。在1926年11月7日的信中，他們剛為“赴粵之論”做了個了結，緊跟著在15號給許廣平的信中，魯迅就提到長虹攻擊自己一事。言語間，我們可以感覺到他的憤怒。寫完此事，魯迅再次提起去廣州之不合的幾點，其中最後一點是:“我的一個朋友或者將往汕頭，則我雖至廣州，又與在廈門何異”--這裏的“朋友”，是指許廣平(許廣平曾提到要去汕頭)。高長虹因許廣平之故與魯迅鬧翻(至少魯迅認為這是個原因)，以及許廣平的要離開廣州，都給了魯迅刺激，敦促他早點下決斷。接下來，許廣平給魯迅做了背心，幫他刻製了印有魯迅名字的金星石，溫暖的愛情最終戰勝了荊棘，抵達了幸福的新天地。
1927年1月18日，魯迅終於到了廣州，任中山大學文學係主任兼教務長，許廣平被聘為他的助教。沒過多久，魯迅便因不滿意中山大學的人事雇用問題而辭職，時年9月，魯迅和許廣平一同啟程去往上海，並於10月8日，住進虹口景雲裏23號，正式開始同居生活。
魯迅和許廣平是同居。麵對偉大的愛情，我們沒必要為賢者諱，即使在魯迅去世後，許廣平女士也沒有避諱這一點，他們的“為了愛而同居”，有著特定的時代原因，魯迅的不離婚，恰恰顯示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責任心和良心--按照當今方法，沒有感情大可以離婚，充其量隻需按月交付撫養費即可，幹脆利落--可那個時代不同，魯迅的壓力大，朱安的壓力又何嚐不大，舊式婦女本就可憐可歎，離了婚的舊式婦女，又將會有何等的不堪。
魯迅的保全朱安，許廣平的胸懷寬廣，令人敬佩，他們甚至是開創了一種新的兩性相處模式:既堅守愛情，也尊重婚姻。他們以一種前驅的姿態，矗立在二十世紀的婚戀舞台上，這種探索，對於當代兩性的相處，都可謂頗具啟發意義。
當然，這啟發不是說鼓勵這種三人婚戀的模式(婚外戀還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啟發是說，當我們在麵對愛情的時候，同時也應該時刻不忘責任。“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寫得一手好文章的魯迅，以瘦弱的肩膀，在愛情的天地裏，承擔起了道義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