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廬隱和林某的牽手，多半是因為少不經事的少女同情心大發的結果，那她與郭某的相愛，則更像是一場遲來的初戀。青春、校園、知識、理想，天時地利人和，一切都為廬郭之戀鋪展好了條件，隻等那一場東風，送佳人入洞房。
可偏偏好事多磨，使君有婦。郭夢良在老家，已經有了一個“包辦”的妻子。在婚戀問題上，廬隱有足夠的自由，但這自由，也無外乎解放自己。可婚姻終究是兩個人的事，一方自由了，另一方不自由，同樣無法成全美滿姻緣。
廬隱遭遇的困擾，是時代轉換過程中發生的一出奇景，從點到麵，放眼望去，不在少數。魯迅與許廣平結合，中間隔著一個朱安;鬱達夫與王映霞相愛，當中夾著一個孫荃;胡適對曹誠英動情，半路免不了殺出個江冬秀。
許是那時男子外出讀書，他母親總感不放心--對兒子不放心，對新潮的女學生也不放心(先定一房媳婦也好陪陪自己)--大多數走出鄉村天地，走向城市都市的男子，都會在“母親”的安排下，在老家有一房妻子。
可隨著愛倫?凱女士的一句名言“無論怎樣的結婚要有戀愛才算得道德，倘若沒有戀愛，即使經過法律上的結婚手續，也是不道德的”風傳九洲，新式知識分子們則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婚姻，盲婚是否能使自己幸福?自由戀愛呢?
在這個大變局的時代，很多人都在思考並尋找未來的路。可在選擇與放棄的過程中，男性作為社會的主導，得到了充分的滿足，無論是放棄所謂愛情留守發妻身邊，還是放棄發妻轉而投奔新的愛情，他們到底是“獲利”的，但作為被選擇方的女性，卻終有一個受到傷害。
1923年，北大教授譚熙鴻喪妻兩個月後，即與妻妹陳淑君聯姻，與陳有口頭婚約的沈某在報紙上痛斥譚陳。4月19日，北大哲學係教授張競生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為譚陳辯護的文章《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提出愛情四項定則:1.愛情是有條件的;2.愛情是可比較的;3.愛情是可變遷的;4.夫妻有如朋友，離散在所難免。張的文章見報後，在《晨報副刊》上引發為期兩個多月的大討論，影響遍及全國。
愛情究竟有什麼規律，該往哪個方向走，似乎誰也沒法給出確定答案。愛情的先鋒們，也隻能說是篳路藍縷，磕磕碰碰，摸著石頭過河，成與敗，都是寶貴的曆史經驗。
廬隱和郭夢良結合，恰恰也在這蹊蹺的1923年。
離婚這問題，放到現在，好辦。男方想要離婚，充其量淨身出戶，給撫養費。不少演藝人士，當邁向人生大舞台後，與農村的老婆分手，也是因為再無共同語言(當初怎麼有?隻因當時年紀小?)。那怎麼辦?離婚。代價是，放棄財產，給錢。市場經濟，人心不古，婚姻界限尤其分明，離婚這事當然相對容易，可在百年之前，新與舊交纏在一起，離婚確是難辦。
男方拋棄家鄉不識字裹小腳的發妻，和新女性結合，那發妻未來的生活怎麼辦?被丈夫拋棄(老話說是被休了)，餘生她將以何種麵目對世人，唾沫星子滿天飛，恐怕發妻再無活路。
身為女人，叨在同性，廬隱又於心何忍?強行要求愛人離婚，那等於殺了另一個人。可自己與戀人，又著實相愛，難分難舍，如何是好?
廬隱的做法是:先嚐試著精神戀愛，走柏拉圖路線，後覺實在太苦，終於放棄努力，放棄名分，選擇和愛人同居。
一個是與未婚夫解除婚約的女人，一個是故鄉有妻子的男人，廬郭的結合，平地驚雷，堪稱一時之盛舉，北平的保守勢力，自然也不會輕易錯過這個發泄惡氣的好機會，流言蜚語，瞬間漫天飛舞。廬郭二人不得不選擇南下上海(上海社會環境相對寬容)，舉行婚禮。
單槍匹馬穿過漫天煙火，在愛情的征途上，廬隱取得了短暫的勝利。可鑽過微光薄透的黑山洞，真的就是愛情的桃花源嗎?
勝利以前，是與外在世界作鬥爭，勝利以後，廬隱們需要麵對的，是庸常的生活，和自己的不安的內心世界。
從轟轟烈烈到平淡如水，女人們從浪漫愛情花前月下的女主角，轉身變為空山絕崖下的老尼，春光秋色，都與她們不再關聯，生兒育女相夫教子，才是首要任務。
可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嗎?廬隱的內心，又有了新的困擾。在紛歧的人生路上，她發現自己，也不過是一個怯生的旅行者。
在女子大學所學的滿身本領，放到家庭幾尺見方的屋子，總顯得不那麼協調。作為女大學生，雖然廬隱們也在兼做著教職，閑暇的時候讀讀書，聊以自慰，可校園時期那種濟世的豪情，在婚姻生活裏，受到了無形的打壓。
在老大的中華民族尚在掙紮的屈辱年代裏，廬隱們，其實是胸懷天下的，她們很想為社會做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