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理家務，固然是當時女子婚後重大的責任，可是廬隱們不甘心，不甘心自己未來如此了結。婚姻是圍城，在外麵的拚死衝進去，身處其中，又覺得意趣平平，不過如是。
那麼路在何方?在小說《勝利以後》裏，廬隱給出了自己的思考:瓊芳和平智取得了婚姻的勝利，但婚後，瓊芳卻陷入了無邊的枯寂中，勝利以後的苦惱，無處訴說。這時好友，沁芝來信，瓊芳發現舊時大學閨蜜，幾乎都陷在婚戀的苦惱中。沁芝、肖玉、宗、冷岫，每個人都在新的家庭中消磨了誌氣，隻有獨身的文琪，擔任著一所女子小學的校長，過著積極而忙碌的生活--文琪遂成為整篇小說的唯一亮色，回到獨身主義，這仿佛是廬隱指出的女性未來的光明路，可這條路真的走的通嗎?廬隱自己也不敢篤定，她終於隻發出了“做人隻是無聊”的感慨。
為人妻，為人母，仍不時地徘徊歧路，悄問何處是歸程。這是廬隱勇敢的探索，隻可惜，還未待她給出答案，郭夢良便因病去世。
1925年11月，廬隱帶著孩子護送郭的靈柩回福州老家，就此和婆母及郭的前妻生活在一起。婆媳矛盾自古有之，丈夫這個“雙麵膠”的去世，使得婆媳之間的相處，更為困難。廬隱，郭母，再加上一個郭前妻，三個女一台戲，以前是遙遙相對，天大的矛盾，不抵在眼前，但凡大麵場過得去，終究好說好說，可如今郭君已死，廬隱扶靈歸鄉，婆母前妻難免會暗暗責怪廬隱不會照顧丈夫，三人關係，微妙之極，如此這般日夜相處，怎不尷尬?個中怨怒，仿似黑道糾葛，無法向外人道。
1926年夏，熬了大半年的廬隱，終至爆發，決心離開福州，北去上海，在大夏大學擔任女生輔導員。可沒多久，愛換工作的廬隱，又覺厭倦，便又回到北京，擔任平民教育促進會的文字編輯，幹了一年，她覺得這工作太機械，便辭了職。
後幾經輾轉，廬隱終又回到女師大附中任教，和好友石評梅相伴，喝酒、吸煙、同病相憐。
從家庭的困擾中解脫出來，去社會上做事，廬隱的這段實踐，恐怕隻能是增添了她的苦悶與惆悵，當初改造社會的宏願，碰到病痛滿身的中國，到底打了許多折扣。
婚姻失敗，奉獻社會又感失望，前途漫漫，廬隱不能不苦悶萬分。這苦悶，不僅是愛的苦悶，更是生的苦悶。人生太短，可有時候又覺太長。精神上無所依憑的廬隱，就這樣度過了生命中一個短暫的放浪形骸的時期。
直到清華學生李唯建出現。
李唯建時為清華西洋文學係學生，比廬隱小八歲。愛情太講時機，早一點遇見，廬隱不可能接受弟弟一般的李，晚一點遇見，廬隱又可能全然心灰意冷，對愛情死了心。
石評梅的去世，給廬隱很大打擊，李唯建在這時節出現，對於廬隱，的確是極大安慰。
一部《雲鷗情書集》，悱惻纏綿，癡狂程度不輸給《愛眉小劄》。通觀情書，李唯建的大膽和熱烈，令人咂舌，廬隱終成了他生命中“戴著永遠不凋謝的玫瑰愛冠的天使”，這樣熱情的呼喊，廬隱縱然鐵石心腸，到後期，也逐漸露出柔情，對愛情恢複信心，稱李唯建為“我生命的寄托者”。
廬李之戀，再次轟動京師。1931年，廬隱辭去師大附中教職，和小愛人一起去日本度蜜月，後因經濟不支，回到祖國，在杭州西湖住下，直到1931年遷往上海。
長期奔波尋找愛的真諦、生之自由的廬隱，在第二次婚姻之後，終於走入了人生的承平時期。可平凡幸福的生活，到底需要極大的努力來支撐。上海時期的廬隱，為生活奔波著，女作家、女教員、家庭主婦，廬隱日日轉換在這三個角色之間，成為家庭生活的一堵承重牆。當初懷有的“勝利以後”的苦惱，廬隱隻能用“內外兼修”來解除。累不累?當然累，可除此之外，她還能怎麼辦呢?生命是樂不抵苦，能心甘情願，苦中作樂，大概也算幸福。
廬隱一生追求戀愛自由，人生自由，可在兩性生活這道檻麵前，她到底獲得了多大的自由?不好說。
1934年5月13日上午11點20分，廬隱因難產去世，這樣的收梢，仿佛一絲苦笑--意外歸去，本隻能怨命，可這運數，到底是因為男性的參與，才造成的。
一生求自由的廬隱，到底沒逃過，女人那特有的苦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