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夢中爸爸從來都是活著的，年輕健壯，但一如既往地愁眉不展。我從來沒有夢見過死去的爸爸。夢中的爸爸總是出現在家裏，有媽媽陪伴一側。即便他們所在的房子已不是下放時的那棟草房，令我感到陌生，但如果你的雙親都在裏麵活動，那一定是你的家無疑了。哥哥和我都還那麼小，不到自立的年齡，外公外婆依然健在。
就好像並不是爸爸主動來訪，而是我孤身一人回到了往昔，回到了他們那裏。他們活動著、摸索著、交談著，情景熟悉而單調，又似樂章回旋不已。光線是暗淡的，話語是簡短的，麵容少有的年輕和簡樸(所有的人)，可事物是陳舊的。在這樣的夢中醒來，我會為爸爸實際上的不存在而感到惋惜。我會為他的死而痛心和流淚。
現在是一九九五年秋。
一九六九年我們全家下放蘇北農村，當時爸爸三十九歲。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爸爸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時年三十六歲。
如今我已經三十四歲了。哥哥長我五歲，三十九。我們和當年的爸爸已是同齡人了。
郝年，二十八歲，青年小說家。今年清明後的一天他陪我去給爸爸掃墓。爸爸的墓在望江礬。十六年前這裏還是一片新辟的墳場，爸爸是最早的居民之一，而今草木茂盛，石碑擁擠，要找到爸爸的墓已不像當初那麼容易了。我們在山坡上擇路而行。清明前後的掃墓熱潮已經過去，整個小山之上隻有我們兩個活人。
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而不是和家人一起來給爸爸掃墓，所以心情格外輕鬆。往年的祭掃活動中我總是要安慰傷心落淚的媽媽，打發那些前來要錢的農民(他們不由分說，幫你鏟去墓邊的雜草)。如果你不給錢或給得少，農民們就會詛咒地下的死者，或者威脅說在你離開後破壞墳墓。況且正值清明，山上來人眾多，真比集市還要熱鬧窒息。更讓我難堪的是哥哥每次都要履行儀式，後退兩步略整衣裳，向爸爸的墓碑三鞠躬。我總在想象另一種不同的祭掃方式，不必來去匆匆，像做賊一樣(為逃避要錢的農民有時甚至連爸爸的墓也不敢認)，就像今天這樣，沒有別人的打攪，我們可以待得時間長一些，在爸爸的墓前多抽幾顆煙。
臨來時我想到自己帶上工具，清除爸爸墓邊的雜草，結果我找到一把剪刀。當我在墓前剪除那些到處滋生的細竹條時，郝年轉到墓後在著爸爸的墓誌銘。
那凹陷的文字油漆已經斑駁，況且又是文言，讀起來頗為費力。郝年在那裏埋頭看了半天。後來我從背包裏找出一張白紙，讓他把墓誌銘抄下來。與其說是抄，不如說是描摹，其中的一些字我們完全不認識。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抄錄完畢。
我將全文照錄如下:方之(韓建國)，湖南湘潭人，中共黨員，早歲獻身革命，一九五七年轉為專業作家。唯行直道，絕無媚骨;遭時屯逼，坎場終身。其為人也，於群眾則披肝瀝膽，休戚同關。於奸佞則筆伐口誅，不假辭色。故其發而為文，是非判然，愛憎熾烈，俠骨入髓，力徹七劄。所撰《在泉邊》、《出山》暨《內奸》
諸篇，溪徑獨開，文壇蜚聲，觀其文者知其為人，知其人者益服其文之生於情也。
晚而彌篤，爐火臻青;吳天不吊，速喪育英。嗚呼痛哉!嗚呼惜哉!一九八零年二月。
一個農婦提著鐵鍁走上山來，她一聲不吭地幫我們清理爸爸墓前的敗葉雜草。
我的剪刀畢竟不好用，不如鐵鍁來得利索，於是就隨她去了。我問農婦哪裏有紙錢賣?她說下麵的小店就有。我給了農婦五十元錢，讓她下山幫我們買三十塊錢的紙錢，餘下的二十元是給她的(作鏟草和跑腿的酬勞)。農婦問:“要什麼樣的紙錢?”
我說:“就每樣都來一點吧。”
幾分鍾後她從山下上來，身後跟著一條毛色混雜的草狗。她將一大堆紙錢交到我們手上，種類應有僅有。一萬和十萬元一張的冥幣各有幾疊，印得十分粗糙，紙張也很低劣，但仍在努力模仿人民幣具有的氣概。領袖肖像也被玉皇大帝或閻王爺取代了。相對而言我更信任那些元寶，雖也是用紙折成的，但外麵刷了一層銀粉，看上去像那麼回事。紙元寶由一根細線穿成一串，另有一根樹枝供人燒紙時拿在手上。當然，最令人傾心的還是那些質樸發黃的草紙，厚厚的一疊，既柔軟又毛糙，還那麼抽象(和冥幣、元寶相比它更不像任何具體的錢)。它不像任何人世間的錢，因而最有可能在陰間流通--如果陰間真需要用錢的話。
我和郝年在爸爸墓前騰出一塊地方，焚燒各類錢幣，煙霧繚繞，烈火熊熊，嗆得那條草狗啊乞打了一個噴嚏。它那麼髒，那麼瘦，甚至也不會吠叫。它像我們搖尾乞憐，神情悲哀，又完全沒有目的--我們沒帶任何食物。它是和那農婦一道上來的，在我們的祭掃過程中充當了一個角色。仿佛在那古老的時代，荒山、烈火、草紙和灰燼，一個人和他的朋友，還有他那條忠實的狗，在父親的墳前。
我們沒有三鞠躬也沒有獻花圈，對此我感到滿意。我以為當天的祭掃就到此結束了，沒想到郝年從衣服裏摸出一疊稿紙架在冥幣的餘燼上-他還沒有完。
這是兩篇小說的手稿，一篇是我的，一篇是郝年的。郝年顯然有備而來(至於我的那篇手稿怎麼會在他那裏的此處不必深究)。兩份手稿在爸爸的墓前燒起來，邊角卷起，方格內的字跡逐漸被黑蝴蝶般的灰燼蠶食掉。所有交付死者的東西都要通過焚毀的途徑來傳遞，都要經過烈火的檢驗。
郝年從未見過爸爸，但讀過他的書。他對爸爸的尊敬是晚輩之於前輩的那種。
當然這與我有關。如果郝年不認識我，我們不是朋友，他恐怕永遠也不會讀到爸爸的書。爸爸的書是過時的那種，並不屬於我們這個時代裏致力於文學的青年必讀的一類。僅從藝術上的繼承和反叛而言，他們隻會針對卡夫卡、海明威、魯迅等等，也許還有活著的馬原、昆德拉。爸爸和他同時代的作家都在年輕一代的忽略之列，由於他們革命者的身份，在文學上的成就幾乎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不是爸爸的兒子我也會持同樣殘忍的看法，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即便現在我也隻是讀爸爸的書，而對他的那些同齡人沒有任何興趣。我並沒有覺得因此有什麼不妥或不公正的，因而我對爸爸的某種遺憾的心情在邏輯上就沒有立足之處了。我試圖把爸爸的短命因素考慮進去，言下之意:如果他活得足夠長就能超越他的那些同行。我知道這樣的假設永遠是虛妄的，不能令人信服的。我多麼強烈地感受到爸爸並不是我或其他人文學上的父親，當然也包括郝年。別看他此刻如此虔誠，在爸爸的墓前焚燒手稿，但他並不覺得爸爸的書對他的寫作有任何稗益。爸爸是他抽象的前輩，這樣的舉動(焚燒手稿)隻能感動我們自己。也許郝年認識到作為一個作家的命運如此坎坷，充滿艱辛，弄不好還會半途夭亡。郝年在自勉，在他淚水盈盈的目光中我感到了那種繼承前人未竟事業的決心。郝年在爸爸墓前的感受是豐富而實際的，非常符合他在文學上的遠大誌向，他的信心和欲望。而我卻不能完全像郝年那樣想。爸爸的死首先是他一個人的事情，他在文學上努力隻能說明此事的虛無本質。作為一個後來的寫作者我隻想繼承他的命運，他的隔絕和生硬，他的卑微，也許這些才是饋贈給我們的財富。當然，我們都隻是在情緒衝動時才會這樣或那樣想，當兩份手稿化為灰燼郝年和我又成為誌同道合的朋友了。
儀式終於完畢，我和郝年像兩個收工的農民一樣蹲在爸爸的墓前吸了一支煙。
郝年問我:“老爺子抽煙嗎?”我說:“抽啊。”於是郝年點了一支煙，擱在爸爸墓塚的水泥頂上。山風吹來，那微弱的紅色一頓一頓地向後移去，留下一截越來越長的煙灰，真像有人在吸食一樣。
“老爺子的煙癮還挺大!”郝年說。
直到爸爸抽完了那支煙，我們才起身下山去了。
轉眼到了夏至。這天我和為民去鼓樓附近的獵人酒吧喝啤酒。
為民是我的小學同學，二十多年前我們就認識了，兩家自小也有來往。為民叫爸爸“韓叔叔”，這點和我的其他朋友不一樣，比如郝年，他們隻知道爸爸是作家方之。當然後來(特別是我開始寫作以後)，我結交的朋友大都是郝年這樣的了。
我後來的朋友大都有點自命不凡，他們以天才自詡，總覺得自己能幹出一番大事。
他們不甘於普通人的平庸生活，任何正常狀態都是他們無法忍受的。傾向於文學多少是出於這樣的認知和天性。盡管後來的結果各不相同，但開始時的情緒基本上是一致的。多年來我的周圍充斥著以文學為信仰的男男女女，我本人更是他們中典型的文學青年。我的生活與為民相隔絕(雖然其間也偶有來往)，待我們真正有機會坐下來交談時發現彼此都已麵目全非了。
據我所知為民一直在過最常規的生活，上班下班，結婚生小孩。曾幾何時老實人為民成了一位氣功高手了。我知道為民有神通，所以今天特意請他出來給我的一個開酒吧的朋友看財氣。為民說開酒吧的朋友生意好不了，因為房頂上有一團黑氣自上而下地罩著，就像一口倒扣的鐵鍋。即便有新的資金投入，那黑鍋也隻能向上稍許升起，而不能完全祛除。我因為將信將疑，就把為民帶到獵人酒吧。同樣是酒吧，這裏的生意少有的好，來客盈門，燈紅酒綠，為民稍一閉目，說這裏的財氣旺極了。
由於氣氛實在不錯，我們就留下來喝啤酒。我們對麵坐在S
形的吧台上，每人要了一紮生啤。在我們中間是一隻印有Marlboro字樣的煙缸，我和為民對抽了很多支煙。小姐告訴我們這裏隻有三五，而沒有任何牌子的國產香煙。這裏的一切都盡量做得洋氣，富於外國情調。我們身後有人在投擲飛縹。酒吧的另一角設了一張桌球，兩個老外繞著台麵轉來轉去。一個說英語的中國女孩和他們在一起。但酒吧裏更多的畢竟是她的同胞，在他們密切的注視下那可疑的女孩態度顯得很生硬。我對為民說:“那幾個頭上琚了紅色的男孩很可能是做富婆生意的。”我相信為民從沒有來過這樣的地方。他緊鎖眉頭，隻顧喝酒。後來他說:“今天是夏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