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當性革命來到中國的時候，很少有人真正地麵對。在中國，一個性學家幾乎等同於一個淫賊。誰願意當性學家呢？這就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究竟什麼樣的性知識才是對的，是科學的，是理性的？什麼樣的性道德才是真正適合於現在的性道德？
沒有人告訴他們。學校不願意出頭露麵，家長也害羞，社會也不寬容。他們隻好偷偷地同居，他們隻好反叛，把頭發染成五顏六色，他們隻好逃離，到遙遠的城市去上學、生活，遠離父母。但他們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些代價有些在上演，但很多卻不為人知。
這些就成了垮掉的表現。在不知情的父輩那裏，他們成了一群敗家子，成了一群沒有道德、不知羞恥的青年。尤其是計劃生育下的獨生子女一代，其自私、貪戀、缺乏責任感、個人主義等特點讓前幾輩人痛心疾首，滿腹牢騷。
不可否認，80後的很多事件足以讓前代人驚訝。在網易連載我的《非常日記》的過程中，有一條題為“做處女有錯嗎？”的留言吸引了我，其點擊率當時大概已經超過一百萬次了吧。它幾乎成為這個時代的一個大問題。有衛護者，但大部分人是抨擊者。
很多人都曾勸我千萬別淪落成為一個性學家，我偏偏踏上了這條路。也許中國像我這樣的作家、詩人數不勝數，多一個不多，可是在中國多一個性學家就很多了，因為中國的性學家太少了，尤其是從社會學角度來研究的性學家更少。這也是我為什麼在新浪網上開性心理谘詢專欄的原因所在。我不是一個專業的學者，但我願意盡我的微薄之力。
另一個讓我驚訝的事是，有一個學生對我說，他長得很帥，家庭背景也很好，上大學後才大一第二學期就已經談了五個女朋友，據他說，這五個女朋友個個都長得很漂亮，但他跟她們一同居，就對她們不感興趣了。他問我，他是不是有了問題，怎麼辦？
應該說，是出了問題，而且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是時代出了大問題。它似乎又在預言，性革命必將要結束。
美國有一位研究者曾發表一個從實驗室出來的見解，說人與人在性力方麵表現出來的差異，即有些人為什麼是花花腸子，有些人卻能恪守道德，完全是因為人體內的性激素而造成的。我不大讚同這個觀點。這是一百多年來實驗室工作者犯下的相同的錯誤。這僅僅是認識事物的一個方麵。如果按照他的觀點，我是不是應該建議這個學生去查查他的雄性激素，查查他的何爾蒙，或者手術，或者附之以藥理作用呢？也許真的能解決這個學生的問題，但是，愛的問題又如何解決呢？手術或藥理是不是也同樣可以讓愛回來呢？這真是一個問題。我相信這個實驗室工作者的創見是很有意義的，說不定在不遠的未來就能實現，但我仍然對其抱以輕蔑的態度。
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不是因為其偉大，而是因為其有秩序，有愛，有道德。這是人類能夠克服物性之貪婪，使人類獲得自足幸福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奉勸那位帥哥要確立自己的道德觀念，隻有道德才能恢複他的愛，也隻有道德才能克服他的淫欲。如果說此前我們一直在為大學生能否同居而爭取社會寬容的話，現在我們必須開始一項新的工作，那就是呼籲一種新的道德。沒有它，性就成了另一種洪水猛獸。
第18講：“性革命”真的到了中國嗎
2002年11月10日，我在“甘肅工業大學”做了一場題為“‘性革命’的到來”的報告，據說嚇壞了很多人。
這是我第一次以一個作家的身份講“性革命”的，說真的，我當時是懷著莫大的勇氣（還有莫名的顫抖）踏入甘肅工業大學的。一方麵，《非常日記》出版後，很多人都勸我好好搞文學創作，不要與性同流合汙，要以一個作家揚名立萬，千萬不可當一名性學家，文學界那些所謂的正派人士也在不同場合說我的《非常日記》純屬炒作，到處批評我。應不應該再涉及性，的確是一個艱難的選擇，雖然我最終選擇了，可是，在我內心深處，我還是想做一個作家，如此一來，我真的成了一位“性學家”。這使我頗為不安。另一方麵，我在後來寫作《非常對話》一書時，曾采訪中國著名的性社會學專家、上海大學的劉達臨教授，他認為，“性革命”不會在中國爆發，因為中國有以中庸之道為中心的傳統文化調適，我當時也這樣認為。我為這種提法頗為不安，後來我從人民網上看到，中國人民大學的潘綏銘教授已經有了這樣的總結，我便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