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在當地的幾家報紙上都作了報道，有很多人半開玩笑半諷刺地問我：“‘性革命’真的到來了嗎？”
一周以後，蘭州某職業學校有關處室也請我作這方麵的報告，因為這類學校大學生的同居行為更為普遍，性教育更為缺乏，可是，海報貼了不到兩個小時後，據說是一位退休教授找到了該校校長，怒斥海報內容，於是，那位校長親自前去把海報撕了。請我做報告的處長讓我悄悄地去講，我嚴辭拒絕了。
蘭州大學新聞係的幾個學生從遙遠的榆中校區來找我，我答應了，可是後來也被取消了。我在蘭州鐵道學院講過兩次，是把性教育和文學混為一談的，題目也被模糊了。我聽說有很多學生寫文章批評我，說我講得太開放了。
“性革命”真的來到了中國嗎？當然是真的，並非危言聳聽。
與歐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那場聲勢浩大的“性革命”相比，中國人的確是在暗中進行著一場巨大的革命，而這場革命的主體正是青年。我想起在我上大學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們在團組織生活中討論的是“大學生該不該談戀愛”，而現在的大學生要求的是“學校應該允許大學生結婚”。不需我列舉那些生硬的數字，從大學生要求結婚這一現象就可以確定，大學生的同居和青年的婚前性行為已經很普遍了。
這隻是“性革命”的一項內容。相比於我們上大學時偷偷去看黃色錄相，在暗夜裏驚慌地進行手淫，當然是更為人性了。在過去的中國，女子年芳二八就可以結婚，男子最多也就二九可以過上正常的性生活，而現在這些年齡的男女卻要在寒窗下苦讀、壓抑，所以，如果隻是讓性的本體回歸而已，用不著大驚小怪。
該震驚的是另一事件。去年年底，傳媒報道，在廣州驚現“換妻遊戲”。“換妻遊戲”是近年來在美國中產階級中間盛行的一種性活動，據統計，目前全美已有超過500個“換妻俱樂部”，有些大型的換妻俱樂部甚至會包下一整座大飯店，讓多達4000人舉行熱情如火的換妻派對。這是“性革命”的餘續。洛杉磯換妻俱樂部負責人拉齊萊特表示，上個世紀70年代從事換妻遊戲的人大多是個性叛逆、長發披肩的嬉皮夫妻，而今換妻人士多為30歲至40歲、有穩定工作和收入的中產階級夫婦。那些自然是當年的“性革命”者了。每逢周末，從加州聖荷塞至舊金山等大城市都會舉行交換性伴侶的換妻派對。在歐美，換妻不是新鮮事，盡管大部分人覺得這種行為非常荒唐，但參與其中的人卻自有一套說詞，他們認為夫妻相處久了，難免厭倦對方，為避免發生婚外情，不如在彼此諒解的情況下，透過換妻方式“疏解”一下。參與換妻活動的人多自認“思想開通”，他們堅信人性軟弱，與其逃避現實、苦苦壓抑，不如和其他想法一樣的夫婦進行交換計劃。
中國人跟得可真快！
這使我想起歐美六七十年代的“性革命”中那些過著群居群婚的青年們。中國的青年會不會也做出這種事來呢？我又一次想起劉達臨教授的話：“性革命”不會在中國發生。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即使“性革命”真的在中國爆發，那些過頭的言行也會被中國傳統文化預防並調適。
半年多來，我一直在思考著他的話，中國的傳統文化真的能夠起到這樣的作用嗎？
劉教授生於上世紀30年代，那時，正是新舊文化交替的年代，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大多也是兩種文化。他們那一代人的身上，傳統文化的基因還在起很大的作用。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正是大批特批孔孟之道、反對中庸的年代，他們接受的大多都是新式教育，在心理上對傳統文化有一種逆反情緒。不過，在那代人的身上，由於父輩的影響，言行中仍然滲透著傳統的禮教。可是，到了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中國傳統文化對他們的影響可能大多僅限於課文中的一些概念。父輩們也很少會用傳統的“舊”的觀念來教育他們，家庭教育沒有辦法來給他們上這一課了。而社會教育呢？自然更是無法彌補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開放，已經徹底地衝淡了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市場經濟建立以來，中國人的文化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此一來，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難以在最新的青年一代身上起作用了。
我深深地體會到，劉教授和我可能隻是一廂情願。
實際上，從“性革命”產生的根源可以看出，“性革命”絕對不是單純的性的革命，而是一種人類文化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