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委員會在1988年12月發表調查報告草案，認為《細胞》論文存在重大表述錯誤和疏忽，令人懷疑其數據和解釋的可靠性，但是沒有證據表明存在有意的造假。這個結論和麻省理工學院的調查結果相似，不同的是，委員會建議公開糾正這些錯誤。在報告草案發布之前(11月18日)，巴爾的摩、伊馬尼希-卡裏等人已在《細胞》上發表一封來信糾正其論文中的錯誤，但是委員會認為這一糾正還沒達到其要求。
《細胞》論文的作者針對這一報告寫了一篇反駁，不同意其中的一些看法，但認為這隻是誠實的人對同一事實有不同看法。歐圖爾也對這一報告不滿意，指出該報告所引用的某些實驗數據當初並不存在。對此，NIH負責人在1989年4月表示，將重新任命一個委員會調查此案，並解散外機構研究辦公室，新成立“科學誠信辦公室”專門負責調查學術不端行為。
丁格爾對NIH的調查結果完全無法接受，認定是巴爾的摩在利用他的勢力左右調查。丁格爾計劃針對這個案件再舉行一次國會聽證會，這一次他將要求巴爾的摩出席作證。為了準備這次聽證，巴爾的摩在波士頓和華盛頓都雇了律師當顧問，並與監督與調查分會中的共和黨議員(丁格爾是民主黨)接觸，試圖爭取他們。巴爾的摩幾乎成了他所鄙視的政客:他原先的政治立場屬於左派，更傾向於民主黨。
這場大戲在1989年5月4日上演。三名來自美國特勤處刑偵服務部的專家出席作證，報告他們對伊馬尼希-卡裏送交的實驗記錄本的鑒定結果。他們用幾種方法對實驗記錄紙張、圓珠筆墨、紙帶、打印機墨水等等做了分析，認定實驗記錄是偽造的。血清學實驗要用到放射性計數器測定放射性同位素的強度，用紙帶打印出來。伊馬尼希-卡裏聲稱某張紙帶記錄的是她在1985年6月做的實驗，但是該紙帶上的字體、顏色、墨水都與別人在那個時候獲得的不一樣，更像是在1981和1982年間的打印機色帶打印的。放射性計數器打印出實驗數據時，會在紙帶邊緣上打印序列號。在伊馬尼希-卡裏的實驗記錄本上，有兩條貼在一起的紙帶，她聲稱它們代表了持續兩天的同一個實驗。但是這兩條紙帶上的序列號相距很遠，表明它們是至少相距三個月的兩個實驗。刑偵專家也對實驗記錄本上的數據做了統計分析，認為數字分布不符合統計規律，而更像是人為編造的。
隨後NIH調查委員會主席戴維作證。他認為《細胞》論文中的某些說法並不是來自實驗數據。例如，在《細胞》論文中，伊馬尼希-卡裏報告做了某個實驗，而實際上並沒有做。在被問及這算不算不端行為時，戴維承認應該算，隻不過在報告中委婉地稱之為“嚴重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