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的估值方法是定量的，而費希爾的方法是定性的。格雷厄姆依靠的僅僅是來自公司財務報表的數字。相比之下，在費希爾看來，“隻是讀一讀有關某家公司的那些印刷出來的財務記錄，永遠不足以評價一項投資是否合理”。他說：
要判斷一隻股票是便宜還是標價過高，真正重要的參考依據不是它今年的市盈率，而是它幾年以後的市盈率……這是避免損失並獲取豐厚利潤的關鍵之所在。
像格雷厄姆一樣，費希爾也在尋找廉價股。而且，他也“極度痛恨賠錢”。
但預測一家企業“幾年以後”的收益與從年報中看出它的賬麵或清算價值明顯不是一回事。就像你可能會猜到的那樣，費希爾的投資標準與格雷厄姆大不相同。
他僅憑了解一家企業的生意來判斷它的未來收益，而且對判斷結果充滿自信。因此，他的第一條法則就是永遠留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就像今天的巴菲特一樣，費希爾隻投資他了解的行業。
在“能力範圍”內，他尋找著符合他的全部“四維標準”的企業。這四維是：
1.它們必須有明顯的競爭優勢：是行業內成本最低的生產商，並（或）有出眾的生產、財務、研發和營銷技巧。
2.它們必須有超凡的管理，在他看來，這是取得超凡成果的根本原因。
3.它們的業務特色必須能夠確保它們目前超出行業平均水平的利潤、資產收益率、利潤率和銷量增速將會保持一段時間。
4.它們的價格必須有吸引力。
費希爾如何尋找這樣的企業？
他的辦法是與人交談。
當然，從年報和其他可獲得的企業信息裏能發現許多東西。它們大多能告訴你應該避開哪一家企業。例如，隻要看一看一家企業過去幾年的年報，你通常就能判斷出它的管理層是否誠實。
但對費希爾來說，第一手信息是不可替代的。
費希爾最喜歡的信息源之一就是“閑話”：也就是人們對企業及其產品的評論。他會與那些和企業有接觸的人（客戶、消費者和供應商）交談，與企業過去的雇員交談，但最重要的是與企業的競爭者交談。一名執行官可能不願意向你透露太多有關本公司的信息，但他會高高興興地把他所知道的有關競爭對手的情況統統告訴你。
1928年，在舊金山某銀行投資部門工作的費希爾首次嚐試了這種分析，與舊金山幾家百貨商場無線電部門的采購人員進行了交談：
我問他們對這一行業的三個競爭對手是怎麼看的。他們的觀點驚人的相似……飛歌公司（依我看，人們沒法通過股市投資於這家私人擁有的企業是件令人遺憾的事）已經開發出了市場吸引力特別大的新型產品。他們正在贏得市場份額，獲取巨大利潤，因為他們是高效率的生產商。美國無線電公司差不多能保住它的市場份額，而當時是股市寵兒的另一家公司正在急劇衰退，顯示出了陷入麻煩的跡象……但在那些正在大談這些“熱門”無線電問題的華爾街公司的資料中，沒有一個詞與這個最受歡迎的投機對象的這些顯而易見的麻煩沾邊兒。
費希爾親眼目睹這隻股票在股市攀到新高的同時一瀉千裏。
我得到的這第一個啟示後來成為我的基本投資哲學的一部分：隻是讀一讀有關某家公司的那些印刷出來的財務記錄，永遠不足以評價一項投資是否合理。謹慎投資的主要步驟之一就是從那些與企業有某種直接關係的人那裏了解企業的情況。
一旦發現了一個符合自己全部標準的好企業，費希爾會將其資產的相當大一部分投入這家企業。
費希爾更喜歡擁有少數幾家傑出的企業而不是一大批平庸的企業。他所持有的股票很少超過10隻，他的股票餘額中通常有3/4集中於寥寥的三四家公司。
一旦他購買了一家公司，就會長期擁有它—有時候會長達數十年。他說他的平均持股周期是20年，而且他曾經把一隻股票保留了53年。
那麼在費希爾看來，什麼時候才是最佳賣出時機呢？
如果你購買一支普通股的決策是正確的，那麼賣掉它的時機是—幾乎永遠不賣。
他說隻有在三種情況下才需要拋售股票。第一，你發現你犯了一個錯誤，那家公司根本就不符合你的標準；第二，那家公司不再符合你的標準，比如一個能力較差的管理班子接管了公司，或者公司已經成長得太過龐大，以至於發展速度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快於整個行業；第三，你發現了一個絕好的投資機會，而你抓住這個機會的唯一辦法就是首先賣掉其他一些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