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起來，楊絳特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拿著個菜籃子到校內菜場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搖”，看一看旁人如何表現：
有人見了楊絳及早躲開，有人佯裝不睬，但也有人照常和她打招呼，而且有兩三個人還和她說話，有一人和她說笑了好一會兒。這在楊絳眼裏，平添了幾分滑稽，可作喜劇的“素材”。
四
這場大會開後不久，《人民日報》上報道了清華大學對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控訴大會的消息，還點了楊絳的名，說什麼：“×××先生上課專談戀愛。”
楊絳自認為，幸虧自己不是名人，點了名也未必有多少人知道。三十多年後回首往事，她說：
我的安慰是從此可以不再教課。可是下一學期我這門選修課沒有取消，反增添了十多個學生。我剛經過轟轟烈烈的思想改造，誠心誠意地作了檢討，決不能再消極退縮。我也認識到大運動裏的個人是何等渺小。我總不能借這點委屈就摜紗帽呀！我難道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結下了不解之緣嗎？隻好自我辯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隨他們怎麼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總歸是難免的。
雖然是一番屈辱，卻是好一番錘煉。當時，我火氣退去，就活像一頭被車輪碾傷的小動物，血肉模糊的創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後我受批評甚至受鬥爭，總深幸這場控訴大大增強了我的韌勁。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在這場被稱作“洗澡”的運動中，都像楊絳那樣富有韌勁，夯實了與命運搏擊的基礎，他們的生命過早地凋落了。在楊絳記憶的熒屏裏，便留下若幹影子。
楊絳一九八八年撰寫的《憶憶高崇熙先生》，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事例。高崇熙先生是清華大學化工係教授，兼任化工廠廠長。大家都承認他業務很好，可是卻說他脾氣不太好，落落難合。他的夫人高太太善交際，所以楊絳、錢鍾書夫婦盡管不善於交際，也和高家有些來往。他們發現高崇熙脾氣並不壞，和他很合得來。
一九五一年秋季的一個星期日，正是晴朗的好秋天，楊絳夫婦一時興起，想出去走走。楊絳還記得高夫人送過鮮花來，還未去道謝。他們就步出南校門，穿過麥田，到化工廠去。
楊絳和錢鍾書進了工廠，拐彎曲折，到了高氏夫婦寓所。高太太進城去了，家裏隻有高崇熙一人。他正獨坐在又像教室又像辦公室的客堂裏，對錢氏夫婦的拜訪好像出乎意外，他請兩人坐下，拿了兩隻玻璃杯，為他們斟了兩杯水。高崇熙笑得很勉強，與他們酬答也隻一聲兩聲。
錢鍾書乘機問起他們廠裏的思想改造運動，他說：“沒什麼事，快完了。”
楊絳憑著女性的敏感，覺得高氏“心情不好”，自忖來得不是時候，坐不住了，就說是路過，順道看看，還要到別處去。說完便起身告辭了。
高崇熙並未挽留，卻殷勤送他們出來，送出客堂，送出走廊，送出院子，還直往外送。夫婦倆請他留步，他硬是要送，一直送到工廠的大門口。楊絳記得大門口站著個看門的，他站在那人旁邊，目送楊絳他們往遠處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