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和李瑞環堪稱學哲學的典範。1987年7月，陳雲與中央負責同誌作過一次以“肩負重任和學習哲學”為主題的談話。他回顧了延安時期，自己和其他同誌學習哲學的情況，得出的結論是：“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幹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
2002年11月，李瑞環在與身邊工作人員談話時，回顧了自己長期以來學哲學的體會。他說：“我這一生對我幫助最大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學了哲學，掌握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養成分析綜合、歸納概括的習慣，這樣就不會吃糊塗虧、占糊塗便宜，避免和少走許多彎路。”2005年以來，李瑞環先後有《學哲學用哲學》、《辯證法隨談》和《務求實理》三部著作問世，是他在長期的領導實踐中學哲學的成果結晶。
學哲學、用哲學，對寶鋼各級領導人員增強著眼於解決問題的領導方法應用能力，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大家不難發現，在我們的領導活動中，存在著事實“說得清楚”和“說不清楚”的區別。有的領導人員在討論由他負責的工作時，能夠把事實說得很清楚，做到“問不倒”。有的領導人員在討論由他負責的工作時，則往往說不清楚事實，一問二問就答不上來。
事實能否說清楚，對工作影響極大。因為隻有把事實說清楚，才有可能根據事實—客觀情況進行分析，為解決問題提供基本條件。令人遺憾的是，在現實工作中，不同程度的事實說不清楚的情況還是大量存在的。而是否下決心去了解事實，把事實說清楚，本質上是一個哲學問題—一個是否按照唯物論辦事的問題。
大家不難發現，在我們的領導活動中，還存在著對問題“分析得清楚”和“分析不清楚”的區別。對同樣的事實進行討論，有的領導人員能夠把問題分析得很清楚，提出的分析意見很有說服力。有的領導人員則往往分析不清楚，提出的分析意見漏洞頗多。問題能否分析清楚，對工作的影響同樣極大。因為隻有把問題分析清楚，才有可能提出正確的解決問題的方案，進而去解決問題。遺憾的是，在現實工作中，不同程度的問題分析不清楚的情況也還大量存在。而問題能否分析清楚，本質上也是一個哲學問題—一個是否按辯證法辦事的問題。
把事實說清楚，對問題分析清楚，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要求。正如毛澤東所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日本豐田汽車公司以精益求精、持續改善的管理方法聞名於世。在豐田，當產品質量出了一個問題後，要求連續追問“5個為什麼”，以真正做到了解事實真相，並根據事實真相把問題分析清楚，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去解決問題，從而達到持續改進之目的。我國許多企業在安全生產事故處理方麵采取的“三不放過”做法，也是要求把事實說清楚、把問題分析清楚，以達到在吸取教訓的基礎上加強管理之目的。近幾年來，寶鋼黨委倡導“打開看看”的工作方法。開展“黨員登高計劃”活動和黨組織生活設計活動，要看一個個黨員製訂和實施登高計劃的實例，看一個個黨支部（黨小組）組織生活設計和實施的實例，從中了解實情、分析實情、發現和提煉成範例，用範例指導工作，取得了較好效果。
二）以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為中心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要求我們在工作中堅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首先是“實事”，我們的工作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這裏，涉及對“實事”—“實際”的把握問題，也就是我們應當從什麼樣的“實際”出發。一切要從“實際問題”、“我們正在做的事”—這樣的“實際”出發。這一觀點的深刻之處，在於它具有克服中國人思維習慣局限性的文化價值。
企業是市場競爭的主體和實體，企業各級領導人員的工作必須以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為中心。遠大理想、公司願景、戰略眼光是要有的，在此前提下，必須“執著現在”，執著“當下”。在現實工作中，有的領導人員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但是有的領導人員卻做不到這一點，討論問題時，講大話、評頭論足行，一旦聯係現實、談怎麼解決現實問題、怎麼做好正在做的事就不行了。還有一種脫離“實際問題”和“我們正在做的事”的表現，那就是把大部分精力用於圍著上麵轉，上麵開個會我也開個會，上麵發個文我也發個文，至於怎麼解決本企業、本單位的實際問題，做好自己應該做好的正在做的事，反而變成第二位甚至第三位的事了。為改變這種狀況，寶鋼從落實管理責任、落實績效導向的角度反複強調，傳達貫徹上級的指示，不要孤立地傳達貫徹，要在“結合”上做文章，在聯係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上下工夫。各級領導人員都要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天職，不看你說得多大、多好，要看你應該做好的正在做的事做好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