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春風得意地進了北大中文係，心裏滿得不能再滿了。那時還沒有商品化的衝擊，選專業非常有理想性。理工科錄取分數最高的是物理係，文科錄取分數最高的是中文係。再看看係裏，77級有陳建功等已經成名的作家，我們班有王友琴這樣的高考狀元。那時新文學初起，什麼朦朧詩、傷痕文學等風起雲湧;校園裏各種詩社、文學社團也好不熱鬧。中文係本身就是個明星。一個小破中學裏的“小屁孩兒”突然跳到北大中文係，自然有些飄飄然了。
不過，我生命的衝動卻出現了變化。當然，我還是在青春期的生理亢奮中，還是把文學看成莫大的感情需要。不過，高中時，我受剛剛開放的社會風氣的熏染，開始關心更廣泛的問題，幾乎每周都往西單跑，對政治突然有了興趣。
我在政治上，本是個典型的“傻二”。舉個例子吧。1976年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去世，周圍的人失聲痛哭。我哭不出來。其實哭不出來也就完了。但我還生怕自己階級覺悟或階級感情跟不上人家，頓然產生一種道德自卑感，覺得自己人格低別人一頭，否則怎麼別人哭得那麼傷心自己則沒有眼淚?可歎的是擠眼淚的本事也沒有。當時各種悼念活動不斷，要在班上念稿子，化悲痛為力量等。但你總得先有悲痛呀!沒有還不是說明自己品德太差?心裏自卑，到了這些場合就要掩飾。我還記得一次在班裏念悼念周恩來的稿子，我盡了最大努力做出悲慟欲絕狀，但終於眼淚還是下不來，結果急中生智，馬上裝出在眼淚如雨的關頭一下子控製住、化悲痛為力量了。至於效果如何，自己不知道，也不敢問在場的同學。總之心裏對自己很討厭:怎麼這麼沒有階級感情呢?!總之，這就是一個十四五歲孩子在那年月的心理狀態。想想現在同齡的孩子，實在是為他們感到幸福呀!
我的政治意識，就是這個水平: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沒有分析能力，相信主流意識形態，相信社會主義的無比優越，相信自己生在蜜罐裏、天下還有三分之二受苦人。開放後，突然通過民間渠道看到那麼多社會陰暗麵，心裏的震撼可想而知。震撼帶來了憤怒，從憤怒中又產生絕望:中國怎麼辦呀?為什麼中國會是這個樣子?怎麼才能改變?這種痛苦，漸漸取代了青春期的性壓抑，成為精神發育的主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