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為如此，上了北大半年，範進中舉的那股飄飄然漸漸沒有了，人變得複雜了一些。剛上北大時周末回家和父母出門，媽媽總要讓我戴上北大校徽，現在我則把校徽忘到了一個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青春期的自我中心淡出，開始有了社會的承擔。結果是對文學興趣的喪失。文學本身當然非常複雜。但是那時對我來說，文學就是青春的熱病，狹隘得很。心胸稍微開闊些，當然就另有誌向了。記得那時在圖書館前的草坪上仰麵朝天地躺著，看著滿天的星星，想著那些星光是幾百甚至上萬光年前閃耀出來的、現在才旅行到我的眼中。我的一生，不過相當於一閃爍的星光微不足道的一段旅程，連滄海一粟也算不上!可我在這裏幹什麼?我在學文學、兒女情長，所關心的不過是這宇宙瞬間中我這個渺小的存在--今年為這個女孩子要死要活，明天為那個女孩子要死要活。這樣的日子，在這永恒的宇宙麵前有什麼意義?再看看這個苦難的國家，看看那麼多人的生命如草芥般地消失，我在這裏哼哼呀呀地對自己並不了解的女孩子單相思，還覺得一輩子就獻身於這個專業了。漸漸地，我對文學反感至極，覺得實在是我這等少年不識愁滋味的青年無病呻吟、浪費生命的專業。
由此，我和文學分道揚鑣了。那些喜歡純文學的人評價最低的傷痕文學等，在我看來還有些意義，因為那揭示了社會。新詩幾年內不知道有了幾代，可是最震撼我的，還是最老的一代，比如北島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等等。再有，我發現我是個毫無文學才能的人。比如和我下鋪的同屋高遠東比，實在感覺貧弱;隻要他活著，我學文學就斷無存在的意義。
當時轉係是沒有可能的。那還是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的專業早就被計劃好了。不過，當時有個好處，中文係的學生素質比較高，特別是有一批大齡同學。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是同屋吳秉傑，他入學時已經32歲，大我14歲。他“文革”前本來已經考上了北大。後來因為讀馬克思的書太多，受了馬克思批判精神的熏染，年輕氣盛，當時對《北國江南》等毒草電影的大批判讓他實在看不過去，就奮筆疾書，給《解放日報》寫稿參加辯論，最後成了反革命，被趕到農村改造了十幾年。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高考狀元王友琴，是和我交流最多的同學。她也是黑五類子弟，到雲南插隊，從那裏以全國文科第一的身份進了北大。她當時給我一篇陳平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單一小農經濟是中國長期貧窮落後的根源》，對中國的問題做了宏觀的曆史分析。現在看來是很幼稚的文章，但當時引起了我的思想地震。我意識到，我雖然不知道怎麼改變中國，但至少可以把中國成為現在這個樣子的原因搞清楚，而這個原因首先要從曆史中找。我就這樣決定學曆史了。現在我以曆史為職業，大概還是北大二年級時思想地震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