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發現是:即使在最開明的北大，教育還是追求專業的目標。各係老師對教育都有一套見解，許多見解在當時還是很與眾不同的。但是，他們的這些見解，基本是以本專業為中心。再往深一想，追求這種專業目標就不可避免地使教育偏離了人的目標。我漸漸發展出這麼一套理論:專業教育就是對人的奴役。比如，政府中的官僚決定國家需要100名計算機人才，50名筆杆子，於是就在計算機係招100人，在文學專業招50人。這些人的培養目標，全是官僚機器中的螺絲釘，隻懂得上麵讓你做的那點事情，甚至隻對上麵需要你感興趣的事情感興趣。你越接受這樣的教育，就越喪失了自我。最後，“理想”的計算機人才，幾乎就變成了一台計算機，別人給他輸入什麼程序他就按什麼運行，不懂得喜悅，不懂得哭泣。搞文學的本質上也是一樣的。上麵需要表達某種情感，他們就被訓練出來去書寫這種情感。最可笑的事情還是指導我畢業論文的陳貽焮教授告訴我的。他說，一位搞古典文學的著名學者，其實根本讀不出哪首古詩好來。我問他你怎麼說某首詩好。他理直氣壯地回答:“我不懂，這是何其芳同誌告訴我的。”他把幾首詩拿到“何其芳同誌”那裏請示過，獲得首肯，自己回來就思想性、藝術性地寫出許多論文來，現在也算是這行裏的權威了。而這還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可見，文學這種最個人、最需要自由的東西，居然也被套在計劃的體製中而非人性化了。
我自以為看透了這些，發誓要做一個活生生的人。自己擁有著唯一一次生命，絕不能接受這種計劃體製的教育的切割。上大學就是追尋我心靈的聲音，而非國家意誌。我必須先建立自己不屬於任何專業的自我認同，然後根據自己的精神需要，超越係和學科的限製，在全北大自由選課。後來還讀了一本翻譯過來的《教育哲學》，上麵赫然寫道:“教育，就是要使人成為自己。”我當時興奮得幾乎叫出來:這不就是我的教育目標嗎?!“成為自己”，實在是我最大的教育啟蒙。後來到了美國，看到這裏人們從小就教育孩子在麵臨各種人生選擇或考驗時要be
yourself，即“成為自己”。甚至大選的總統候選人辯論，選民們也要看候選人們是否有be
yourself的能力。反省自己的經驗，“成為自己”實在是說說容易、做起來難。比如前麵講的，在毛澤東、周恩來逝世時，大家都哭，你哭不出來就心理害怕、自卑，於是真心誠意地努力去哭。在這種壓力下，你不知道什麼是自己。我現在48歲，生活在自由社會，但回顧38歲時的許多情感，也經常會發現那些情感有時不是自己的，而是順應社會、同伴的壓力去感受。我們的社會和教育把人給異化了，讓人迷失了什麼是自己。教育的功能則是要把這種喪失的自我找回來。
應該說，鬆鬆散散的北大，在當時為我追尋這樣的教育目標提供了最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