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北大的留學生，其實都是作為“外賓”管理，集中居住在留學生樓，上課也基本上和中國學生分開。我們隻有偶爾在幾堂古代漢語或古代文學課上碰到幾個留學生。比如20世紀80年代在中央電視台主持星期日英語的英籍專家彭文蘭女士，就和我們一起上過大課。許多留學生都抱怨，說在中國讀書像是被關進了集中營，和中國同學隔絕起來，難以學到中文或了解中國社會。許多人則要求中國同學當他們的室友。學校對這些“外賓”的要求，當然是不敢怠慢的，立即到中國同學中征求“陪住”。也有許多同學對這樣的機會趨之若鶩。道理也很簡單:第一，一般的學生宿舍六個人一間，狹不容足，公用廁所臭氣熏天;留學生宿舍則兩個人一間屋，公共廁所也每天打掃得相當幹淨，條件好得多。第二，和留學生一起住，學習英文非常方便。當時想出國的人，當然要爭取這個機會。第三，當時沒有托福之類的公開考試，能出國的人經常因為是認識美國人。不少人期望著為留學建立些聯係，也許人家可以幫著自己出國，或者有什麼其他甜頭。至少這是我當時認識到的理由。
這三條，對我都沒有吸引力。我不覺得宿舍條件有多差。相反，我十分喜歡自己的室友們，每天的日子非常充實，人越多聊天越熱鬧。我雖然家在北京，但常常兩周才回一次家，對宿舍很留戀。況且，我一不想出國，二無學英語的熱念，更是看不起那些“追著留學生屁股後麵”、“崇洋媚外”的同學。我當時對外麵的世界充滿好奇，但主要專注力還是在國內，有一番“改造中國”的豪情壯誌。而“陪住”這個名字，則特別難聽，仿佛是給人家當小老婆似的。有同學開玩笑說為什麼不叫“偏房”呢。可是，不知為什麼，這個在許多人眼中的美差，居然落到我頭上。
現在看來，找到我也是預料之中的事情。當時去“陪住”，等於是肩負著“接待外賓”的任務，選拔起人來非常嚴格。以我的觀察，學校大致有幾個標準。一是盡可能挑城裏人，特別是北京這種大城市來的人。因為這些地方來的學生“見過些世麵”，不那麼“土”。一是挑家庭經濟條件比較好的人，盡可能在外國人麵前樹立些形象。另外，還要人品端正，不要到了那裏做些不好的事情，損害了國家形象。也許最重要的，是政治上可靠，最好是幹部家庭出身。當然，所有這些都是我猜想的標準。我屬於被選拔的人，從來沒有問過那些握有選拔權力的人是什麼想法，況且我畢竟僅19歲，在那個年月恐怕還有許多不理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