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留學生交流最多的，就是住在隔壁的澳大利亞留學生。他的中文名字叫雷金慶，也是華裔，三十多歲，當時在研究中國思想史，在北大算是湯一介先生的交流研究生。他不去上課，就是要把書給寫完，每天在宿舍打字。我隻要留在宿舍，幾乎就能聽到隔壁的打字機的聲音(那時還是前電腦時代，打字機也是在他那裏第一次見)。
可以說，在北大四年，雷是對我的影響最大的人之一。我現在在中國提倡“反智主義”，應該說最早是從他那裏得到的思想啟蒙。當時“文革”剛剛結束，知識分子擺脫了“臭老九”的地位，全社會提倡“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信奉“知識就是力量”，“提高知識分子地位”成了當務之急。我則更是受五四啟蒙主義的影響，認為知識分子在知識上、思想上、道德上都是先知先覺，負有喚醒和教育整個民族的使命。懷有這樣的救世使命的知識分子，幾乎是唯一的能夠超越個人利益、為全社會的福祉而奮鬥的階層。魯迅就是這樣一個道德榜樣。上述這些信念，對我來說幾乎是不容置疑的真理。見了雷，我也大談自己未來改造中國社會的理想:先是參與塑造北大的精神;大約十幾年，我們這些北大人就會不斷占據社會重要的崗位。那時，我們就具有啟發和改造國民的權力。中國會由此變個樣子。
我自以為我把握著解決中國問題的鑰匙。雷則非常不以為然。他從來不注重理論，觀點非常平白:“你怎麼覺得知識分子就那麼靠得住呢?知識分子和一般人一樣呀。他們一有機會，就會為自己謀利益。如果他們比其他階層得到了最不受節製的信任，他們就會比其他階層都腐敗。看看中國古代通過科舉上來的知識分子，難道他們不貪汙、不腐敗嗎?他們恐怕比其他階層更腐敗吧。”我急忙爭辯:“知識分子如果具有獨立人格，就會擺脫現實的利益而追求知識和真理。古代中國是個專製社會，知識分子不具有獨立人格。而現代西方社會的知識分子有獨立人格，就會不斷為社會生產先進的思想，而不是追求個人利益。這就好像你以後到了大學當教授，難道不是為了追求真理嗎?”他聽了我的話又搖頭又歎氣:“我畢業到大學去首先是找工作，不是什麼追求真理。你說的那些西方的知識分子，那些在大學教書的人，和別人沒有什麼兩樣。他們的職位首先對他們來說是一份工作。看看，大學的職位穩定，不會失業，每年隻需要工作九個月，假期比誰都長。西方大學的教授，大部分還不是圖這些?他們都想少幹事多拿錢，而且為此也會做許多不地道的事情。怎麼人多讀了幾天書，就在道德上和其他人不一樣了呢?你這種話真要到西方去說，讓人聽了會笑死。這實在太天真了!”
我沒有出過國，也不懂任何外語，在這方麵自然說不過他，於是把話題轉到中國:“中國的問題，不靠知識分子靠誰呢?如果不靠知識分子，你說該怎麼辦?”他攤攤手:“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以後怎麼辦我怎麼會知道?我隻不過讀了幾年書，研究過幾個中國人而已。我看，中國的一個大問題恐怕是知識分子太具有壟斷地位了。古代知識分子靠科舉，有了許多特權，也產生了許多腐敗。你說”文革“知識分子受迫害。其實那時誰不受迫害?主要是知識分子壟斷了輿論，吃同樣的苦但叫得比別人凶。現在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地位已經很高了。你看著吧，他們首先會給自己謀利益，把自己的日子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