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生的起點或終點算起，有些人身為至親，卻因死生分界無從相見，譬如我和爺爺萬山。他的卒辰和我的生辰之間，存在一段空白，短短四年，已足夠遠遠分隔開他和我。事實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死後的未來，和那種未來裏的我。這已不僅僅是時間的差距，還有空間——生在生的界域，死在死的界域，從不交叉，沒有往複。
爸爸很少向我們談起家事，一是因為他工作忙，一是因為他不喜歡講家長裏短，可能還有一個原因——為自己出身的家庭感到屈辱。
聽媽媽說，爸爸出生的時候，不僅家徒四壁，連家裏的四壁都隻是稻草和黑泥勾拌的，爺爺靠一身寡力作雇工養活全家。
媽媽與爸爸結婚後的1年間，與爺爺奶奶同住一宅，爺爺經常是半夜夢起，不是唱就是哭就是罵，隻要做了夢，從夢中驚醒，一定如此。奶奶司空見慣，媽媽剛滿19歲，從未見過那種夜夢驚魂，驚嚇不止。爸爸參軍離家之前，還有爸爸守在身旁。爸爸當兵去了前線，媽媽就每每會在爺爺的夢魘表演之後，哭不得笑不得，恨不得怒不得。
天祥爸爸一去前線，杳無音訊。使全家忐忑不安的這個基因，具象到靜梅媽媽身上。午夜夢回的萬山爺爺，找到了推卸夢魘的管道。倘是好夢，他就唱歌，高興得大笑，不僅驚醒睡在身旁的奶奶，也驚醒睡在對麵火炕上的媽媽。倘是噩夢，他就會劈頭蓋臉地咒罵靜梅媽媽，認為是她慫恿丈夫去了硝煙彌漫、生死未卜的前方。
媽媽生長在一個不太受壓迫的家庭，加上天性獨立，不可能聽任爺爺在夜半對她的無端指責。雖然這種時刻奶奶會主持公道，但是熬到天亮，媽媽肯定會抱起正在吃奶的孩子回娘家。
兵荒馬亂的年代，外婆除去後悔給女兒選錯了婆家，就隻有吩咐小兒媳婦留下媽媽吃上一頓飽飽的午飯。吃午飯的時候，外婆還會生氣地說：他罵你，你還把他的孫子抱回來幹啥？不把他扔給他們，沒用的貨！到了黃昏，媽媽還是得抱著孩子，乖乖地回到那間又破又冷充滿挨罵危機的土草房子裏。
那時候，淑芬姑姑隻有七、八歲。她會瞅準奶奶不在的時機，快速地用她的煙葉和煙紙為媽媽卷上一支煙，然後到門口去望風，掩護媽媽把那隻土煙吸完。——在那個家裏，媽媽沒有吸煙的權力。
過了黃昏，吃完隻有小米飯和鹹菜的晚飯，熄滅油燈，媽媽抱著福貴躺在半冷半熱的北炕上。南方的炕上，爺爺坐在火盆旁烤著火，淑芬、天才、天佑依次躺下，準備入睡。新的一夜，不知爺爺的夢是喜是憂，也不知他子夜夢醒會把怎樣的夢況轉嫁到她的頭上。靜梅眼際，不禁一派淚湧。
為了擺脫貧困，天祥曾經做過一年多小本買賣。解放後，他自己在檔案上填寫了“小資產”家庭出身。其實，父親崔萬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雇工。天祥以此為恥，以靜梅王家的典範為榮，以“小有資產”作為對王家典範的靠近。於是，他兼有兩個家庭出身。文革中，他為此受調查，被解除醫師職務，去掃除廁所和走廊。他對有產階級的階級認同，使他受懲罰——掃廁所僅僅是表層。更深層的是折磨還在心靈上，在他自己的故事裏，那有太多曲折。
萬山爺爺愛吃一種糕點，爸爸稱其為幹點心。那種點心是用小麥粉、牛奶、蛋黃、沙糖攪拌烘烤而成，不同於一般點心的地方在於其濕度低，易於長期儲存，尤其利於郵寄。從哈爾濱到查海陽，它要包裹在郵包裏，在路上走2至3個星期，達到爺爺手中也不是馬上吃光，而是一塊塊地吃，一天吃一塊，可以吃上個把月。我不知爸爸用什麼樣的包裹皮打扮它們，是箱子還是布包，但我認為它很結實，不怕擠壓，有點像壓縮餅幹，也可以直接從郵包中取食，不必再更換容器。
它總是在郵路上。爸爸也把郵寄它給爺爺作為一種優良的榜樣，以它為例教育我們，要我們同樣“孝順”他。到他退休在家、我們離家在外的日子，他就會冬天說想吃葡萄，夏天說想吃香椿，全是反季食品，我和子燕姐姐就給他買罐頭葡萄、罐頭香椿，買了他就滿意了，不論是否新鮮。一旦沒買，他就會生氣，砸東西，敲打拐杖，發火罵人。每當那時，他就會說，你爺爺活著的時候，我年年都給他寄幹點心，你們差遠啦。
萬山爺爺1954年的冬天病逝於內蒙古查哈陽，一個我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去世前，他養殖著幾十頭黃牛。去世之後，奶奶把黃牛賣掉，帶著那筆錢住進女兒淑芬家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