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仲淹誇誇其談，宋仁宗聽得熱血沸騰，多次催促範仲淹拿出一個方案，以使大宋繁榮昌盛。範仲淹琢磨了很久，才拿出一份《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折。看過這份奏折，我們就可以知道，範仲淹絞盡腦汁湊足了十事，不過是為了圖個吉利，其實講的隻有一件事：官吏管理。
範仲淹認為，隻要把官吏搞明白了，皇帝隻需要坐在那裏跟呆頭鵝一樣就可以使天下大治。如何“搞明白”官吏呢？提拔有用的官吏，廢掉沒用的官吏。可提拔和廢掉的標準是什麼？範仲淹沒有說。當年十月，範仲淹選派了一批高級官員（按察使）去各地考察官吏情況，有點“中組部”和“中紀會”聯合辦公的意思。派出去的這批官員，都是範仲淹最熟悉的人，有的還是他的好朋友。因此，他放心地坐鎮中央，根據按察使送來的報告，在官員登記本上打叉。掌軍事的副宰相（樞密副使）富弼看到他勤奮工作的樣子，歎息說：“一筆勾掉一個名字很容易，可是，被勾掉的一家人可都得哭了。”範仲淹一麵打叉一麵說：“一家哭總比一路哭好！”（宋代的“路”相當於現在的“省”）。
有人就指出，範仲淹的叉打得很讓人懷疑他這是在借機排擠異己。這種指責的聲音越強，範仲淹的叉就打得越多。
結果，又有人站出來說，範仲淹在搞朋黨。“朋黨”是任何統治者都對它極為敏感的一個詞彙。唐朝後期的朋黨之爭就把帝國強拉硬扯地送進地獄。宋仁宗對身邊的人說，範仲淹不像是那種結黨的人。有人點醒皇上：等他是的時候，您後悔都來不及了。
為什麼有人指責範仲淹，很簡單，他的吏治新政得罪了一批人。官吏管理其中有一條是，之前的貴族不能讓兒子接班。貴族生的孩子大都是飯桶，如果不接班，難道去做強盜？這些貴族當然會跳起來。
一批批的人來見宋仁宗，他們認為範仲淹的良心大大地壞了。範仲淹能忍受這些人，因為他是君子，那些人是小人，但讓他暴跳如雷的是，之前支持他的歐陽修突然說自己是臥底，寫了篇《朋黨論》含沙射影。宋仁宗見他們內部已經出現矛盾，心想這新政也肯定有問題，於是，下令廢除新政，貴族們鬆了一口氣，大宋卻少了一口氣。
“慶曆新政”實施不足一年半，範仲淹什麼事情都沒有做成。但改革的需要如星星之火，一直延續到神宗朝，這星星之火後來燎原成了王安石變法。
阿龍辭典 君子和小人
宋朝是文臣政治，文臣人數一多，難免意見不統一，爭來爭去就形成了黨爭。宋朝黨爭的一個鮮明特征是，互相把對方歸為“小人”，而自己一方稱為“君子”。柏楊先生曾總結，與“君子”相關的詞包括耿直、忠良、光明磊落、胸襟坦蕩，等等，與“小人”相關的詞包括奸邪、阻險、卑鄙、汙濁、罔上欺下，等等。實質就是，他們都覺得隻有自己是愛國愛民的，其他人都是貪官汙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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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的副手難做
領導的副手難做。領導嘛，下屬們有爭執了就充當裁判，平常沒事時就做形象大使，“君臨天下”、大權在握，所以遊刃有餘得多；副手呢，就是個幹活的位置，決定發多少獎金的權力歸領導，監督其他人幹活卻是你的事，幹得多了領導懷疑你拉幫結派想攬權，幹得少了同事們攻擊你能力不行。曆史上像範仲淹、商鞅、張居正這些人，其實都是充當領導副手的角色，有朝一日可以做上領導還好，若是做不上，副手就不知道“為誰辛苦為誰忙”。
11、 腹中萬甲兵
韓琦、富弼、文彥博、夏竦、範仲淹，這幾個仁宗朝的大臣，人們最熟悉的百分之百的是範仲淹。因為他曾寫下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出自《嶽陽樓記》），可是，他活著的時候一次都沒有去過嶽陽樓。西夏崛起，總鼓搗大宋邊疆的時候，仁宗讓他到邊疆去鎮守延州（延安），剛到不久，就有傳聞，說西夏不敢惹事，因為範仲淹“腹中有數萬甲兵”。
大肚子範仲淹剛到延州時，執法嚴格。一次，偶然遇見四個士兵鬧事，他竟然在審訊之後，將四人押到軍前，執行了失傳多年的腰斬。
當然，範大肚子也有仁慈的一麵。軍官王倫叛亂，攻擊大宋的城池，守衛城池的軍官晁仲約打開城門，放王倫入城，給錢給糧給女人，恭敬地把王倫送走了。
消息傳到開封，仁宗把範仲淹和富弼叫來，討論如何處理晁仲約。
富弼殘忍地說：“身為守臣，不戰不守，反而送錢送物，這種人應該就地正法。”
範仲淹善良的心靈迸發火花：“晁仲約手下兵少，牆又矮，不戰不守，事有可恕。”
仁宗也是個善良的人，兩個善良的人決定不對晁仲約作任何處理。
離開仁宗後，富弼指責範仲淹：“老範，你發慈悲怎麼也不看時候啊？”
範仲淹的回答令人毛骨悚然：“皇帝正當壯年，我們不能教他殺人，免得他殺得手順，隻怕將來你我的小命都不好保。太祖以來，還沒有輕易殺過官員，我們何必開這個頭？”
看來，範仲淹是個“以人為本”的官員，主張生命至上，在生命（特別是自己的命）麵前，法律必須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