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宗皇帝的保護下，王安石衝破各種障礙順利進入中央。神宗皇帝問他治國之道，君臣二人暢談起來，這種溫暖，足夠讓洛陽的牡丹花慢慢開放，也足夠讓仇人彼此相愛。
神宗皇帝欲富國強兵，不做娘們兒，王安石指出了富國強兵的唯一途徑——變法。
王安石的變法主張主要有這樣幾條：在富國上，開墾國內的廢田（農田水利法）；隻要戶口是大宋的就必須交規定的稅，對全國耕地，重新評估，依照肥沃貧瘠，分為五等，肥沃的耕地賦稅多，貧瘠的耕地賦稅等差減少（方田法）；農民種地可獲得貸款，清查漏稅耕地和整理田賦。那時的地主兼並貧農耕地後，往往隱沒田籍，不繳納賦稅。王安石對全國耕地，加以清查，結果清查出三百六十萬畝之多（青苗免役法）；繁榮市場（市易均輸法）。在強兵上：淘汰廢物，訓練精銳，創辦民兵（保甲保馬法）。
新法一出台，很多大臣都認為世界末日到了。副宰相（參政）唐介在朝堂上就說新法必不可行，王安石說必可行。唐介嘴巴笨，很快就敗在王安石嘴下，神宗皇帝又偏袒王安石，唐副宰相氣得死去活來，不久後，又氣得後背長出膿包，居然一命嗚呼了。
這些人為什麼反對新法，我們可以舉三個例子說明。比如方田法，很多政府官員都來自土財主世家，這些人把土地歸為己有，用廉價的錢雇傭百姓種地，然後把收成分出微小的兩份，一份給國家，一份給農民。王安石現在讓他們按照土地多少來交稅，他們當然不幹。
再比如青苗法，農民可以貸款種地，可農民真的拿這錢去種地了嗎？貸款利息奇高，貸一千，兩個季度後要還一千三百。如果農民還不上怎麼辦，那公務員的工資怎麼辦，就沒保障了。
又比如保甲保馬法，神宗皇帝曾詢問前外交部長富弼如何挽救帝國尊嚴，富弼的回答是：“願陛下二十年不言兵。”就差說，“願陛下把軍隊都解散了吧”。
有這樣一群人主持國家，王安石若能把變法進行到底，是無天理。
可以想見，王安石變法後來失敗，這些人真是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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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力不討好的工作堅決不能做
在錯誤的地方出現一個正確的人，最常見的結果還是——杯具（悲劇）。指望一兩個人來推動一個改革、達成一個大多數人都反對的目標，希望無疑是渺茫的。王安石在做的就是一個費力不討好的工作。一般來說，這樣的工作機會，能避開應盡量避開，人生的時間有限、精力有限，犯不著在一個錯誤的地方跟它死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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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是個好學生
神宗皇帝愛讀書，知識淵博，並且熱愛思考，有時聽皇家教師講課，聽著聽著就會問出很刁鑽的問題來。蘇轍曾經就說過：我每回給神宗講課，都會出一身汗。給這樣有見地的學生上課，可真是不容易。
3、 “家賊”
王安石變法，該反對的人反對，不該反對他的人也反對。比如他的好朋友呂公弼。呂公弼和其他人不同，他不想把王安石兜頭一棒搞死，而是春風化雨，希望王安石能主動坦白變法是亡國滅種的罪行。時間一久，王安石很不高興。他對呂公弼說：“你兄弟（指宰相呂公著）反對我，我很舒服，因為他夠狠，夠直接。可你反對，我就老大不高興。因為你不軟不硬，而且我們還是朋友，你若來，就來硬的，別軟軟的。”
呂公弼險些被王安石的一席話嗆了個跟頭，他非常不愉快地跟王安石道別，回到家中，越想越生氣，就花費了幾天時間寫了一道奏疏，疏中認為：變法之事已經進行了很久，但效果卻未見，現在有必要重新審視變法是否可行，是否應該廢除。
這種奏疏在當年，有很多大臣提出來過，呂公弼依舊是老生常談。但是，奏疏一旦送到皇帝那裏，按照成例，就必須要經過討論，討論的結果肯定是神宗皇帝依然信任王安石，將反對者貶斥。可期間要花費許多精力和時間，於那些反對者而言，他們的時間非常充裕，但王安石沒有閑嚼蛆的功夫跟他們扯淡。自然，王安石不希望有呂公弼的奏疏送給皇帝這樣的事發生，而這件事也真就沒有發生，原因是，有人把呂公弼的奏折提前偷出來交給了王安石。
這個人叫呂嘉問，是呂公弼的孫子，支持變法。王安石在變法開始時，設置了一個新部門叫“製置三司條例司”，即製訂戶部、度支、鹽鐵三司條例的專門機構，由他本人和國防部長（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主持，作為推行新法的指導機構。同時起用了一批有實際才幹的新人參與和協助變法。呂嘉問一開始在三司條例司任職，市易法頒布後，他被調到開封所設的機構“市易務”，是變法派的一員得力幹將。
這名得力幹將是如何把奏疏送到王安石手上的呢？
原來，呂公弼在奏疏寫好後，並沒有立刻上呈宋神宗，這個人是個慢性子，性格不溫不火，這從他反對王安石一事上就能看出。他把奏疏放在家裏是想再斟酌一下。呂嘉問一般情況下是不來呂公弼家的，因為兩人分屬不同派別，一見麵，先把親情放在一邊，爭論的全是新法問題，一旦爭論起來，最終都會不歡而散。但那天，不知什麼原因，呂嘉問就來到了爺爺的書房，可爺爺不在，可能到別處去斟酌去了。呂嘉問自然地就看到了那份奏疏。看完後，他大吃一驚，想不到這個爺爺還很“狠毒”，居然深藏不露。他立即把這份奏疏帶給了王安石，王安石又飛快地將它帶給神宗皇帝。結果就是，對王安石信任百倍的神宗很惱怒，當即把呂公弼調出朝廷，讓他到太原做知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