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成本條件的出現是經濟調整和結構變化的催化劑。向新的增長模式的轉型依賴於產業在地區間的成功轉換。正如現在的局麵那樣，結果20年的增長之後，增長引擎正在轉移到投資需求日漸增長和勞動力豐富的內陸省份，有助於實現經濟結構的轉變。
在一些像長三角和珠三角這樣的經濟發達的地區，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的成長正在發生。過去20年來在一些產業園區和高科技園區培育的創業型企業正在快速成長，並得到高素質人力資源儲備的支持，這是很有希望的。它們將成為東部地區未來的增長點。生產性服務業和金融貿易正在取代製造業成為東部地區主要城市的經濟流量。
與此同時，在產業升級換代和向新的增長階段過渡中，外商直接投資（FDI）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在成功保持了過去20年的高速增長之後，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限製看上去是在增加，甚至對外資的重要性的認識也有很大的改變。今天更多的人開始把外商直接投資看成是與我們爭奪資源、市場和利潤的對手，這實在是大錯特錯。我們過去在很多產業發展上的成功經驗充分證明，向外資開放的產業，無論技術進步還是結構升級，都表現得更好而不是更差。我們對廣東省和浙江省的研究也顯示，在30年前發展水平和資源稟賦等極其相似的兩個省，30年來兩地產業結構升級的演變軌跡卻出現很大不同。廣東的表現好於浙江，而外資的參與程度是一個重要的解釋。
中國需要通過不斷進行改革來避免結構性問題的長期化，保持體製的靈活性以確保未來15~20年的高增長。在過去30年，中國的體製在適應變化的環境方麵保持了具有足夠的彈性，避免了重大外部震蕩對中國經濟的衝擊。
今天，中國經濟需要麵對新的成本條件，向新的增長階段轉型，新一屆政府需要致力於克服經濟動態調整中的阻力，推進持續的經濟改革進程。諾頓教授和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是一致的。政府在這一點上做得好壞直接決定未來增長模式的轉換能否平穩。
耶魯大學的發展經濟學家拉尼斯教授在十多年前重新評價東亞模式時說過，過去經濟學家對於東亞經濟成功的秘訣在於市場還是在於政府爭論不休。其實，東亞經濟可以總結的最成功的經驗與教訓其實隻有一個，那就是政策製定者如何能夠使經濟去適應變化了的環境，是否在私營經濟增長並要求政策調整時能夠成功作出變化。在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大概每十年就會有新的挑戰出現，政府如何通過保持體製的靈活，以更好地迎合國內經濟和私營部門的新的需求，對於順利應對挑戰而跨上新台階至關重要。這句話對當下中國不也同樣具有警示意義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