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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速增長”階段討人喜歡的經濟環境也有負麵作用，就是使得改革缺乏動力。即使是麵臨全球金融危機的挑戰，中國投資和信貸的增長依然很快（隻要擴大投資和信貸具有決定性作用）。缺乏憂患意識使改革者們失去了牽引力，所以中國的製度沒能夠跟上快速的經濟發展。
現在，“超高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中國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具有挑戰性的經濟環境，與此同時，也給重新開啟經濟改革創造了機會。
中國確實仍然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深度產業供應基地和持續增長的生產率，還可能在某些產業爭取技術超越（如通過給工廠引入更多的技術工人，改變工作路線等）。
不能忽視的是，2012年中國的服裝、紡織、玩具、運動產品、家具等產業的出口增長率近乎零，或許，中國出口增長受到歐洲和日本需求減少的影響，但是，這些大的出口種類增長率可能再也無法反彈。γ米γ花γ在γ線γ書γ庫γ
這種長期的轉變會導致經濟增速放緩。另外，放緩的勞動力規模增長，再加上快速的結構轉變，會導致產出規模增長放緩。
在過去10年，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高投資率維持。這種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不會無限期地延續下去。當投資率下滑時，中國經濟如何應對？我們尚不知曉。
我認為，政策製定者主要麵臨著三個不同時間階段的挑戰：
首先，是增長模式的長期轉變。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已經超前於進展緩慢的“改變增長模式”政策。中國如何發展高技能的產業，並且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在轉型期將麵臨的挑戰，要多於其他經曆過這種轉型的經濟體，但是中國尚且將賭注放在錯誤的改革路徑上。
再次，是中期的政策轉變。中國的高層領導人正在改變和重新評估其促進經濟改革和增長的方略。中國的下一屆領導人是否會重啟經濟改革的議程？如果會，我想2013年下半年，中國的經濟將會相當複雜。
最後，就是短期的宏觀經濟轉折。中國傳統的貨幣政策維持了一個過度擴張的經濟發展階段，並開始降低流動性過剩。政策製定者會如何應對處於變化中的宏觀經濟環境？他們會不會為了擁有一個更具持續性的未來，而接受短期經濟的放緩？
雖然中國所麵臨的這三個轉折挑戰所歸屬的時間框架不一樣，但這三個挑戰都已成事實。這三個“轉折點”的聚合，更顯示出中國經濟大量內部自由化的重要性，內部自由化可以提供更多的機會。
聽聞最近在中國國內有關於凱恩斯主義的討論，凱恩斯主義主要在短期內有效。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時，凱恩斯主義起到了作用，並且是阻止或減少經濟危機影響的必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