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有餘地”的處事原則，源自老子的《道德經》。《道德經》第五十九章其文：“治人，事天，莫若嗇。夫為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其意為，管理百姓和研究天道變化，沒有比“留有餘地”更為重要的了。“留有餘地”，就是要早作準備。而早作準備就是要重視不斷積累對客觀規律變化的掌握。而重視客觀規律變化的掌握，則沒有什麼困難克服不了。而沒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那麼他的能量就無邊了。能量無邊就有管理國家的能力。按客觀規律管理國家，國家就可以長治久安，這就是根深蒂固、長生久遠的規律。老子本章提出凡事留有餘地的理念，從其無為思想為出點，認為“留有餘地”是對一切都作肯定或否定的態度，把餘地留作研究可能生的變化，以便從更深層次了解事物展的客觀規律，可以謹慎處理各種問題，解決各種矛盾，化解各種不利因素，變被動為主動，以實現圓滿的結果。韓非子對於“留有餘地”，在《說林?下篇》也有精彩生動通俗的闡述，該文有這樣一段話：“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複也，則事寡敗也。”其意為，工藝木雕的要領在於鼻子要大，眼睛要小。鼻子刻大了，可以改小，若把鼻子刻小了，就沒有辦法補救了；同樣道理，眼睛初刻要小，小了還可以加大，如果初刻把眼睛刻大了，後麵就無法縮小了。為人做事，也是一個道理，凡是要“留有餘地”，留有後路。隻有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兵家對作戰用兵也總是十分重視“留有餘地”，將作戰部隊梯次部署，留有戰略預備隊。在周?薑太公的《六韜》的大韜中，太公曰：“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意為，有才技過人，能擔任重責完成遠大任務的，把他們編為一隊，叫做“待命之士”。在此，薑太公在用兵之時，已經總結“留有餘地”的兵法，自覺使用預備隊的戰略戰術。近代名將蔡鍔曾輯錄《曾胡治兵語錄》說及湘軍首領胡林翼用兵之道時談及，“軍人分起行走，相隔二日，每起兩千人。若前隊遇敵先戰，非必勝之道也，應於近敵之處，飭前第、後勁、中權、會齊並力，乃可大勝。”說白一點就是，軍隊可以分批行走，每批兩千人，行軍日期間隔兩天，如果前麵的軍隊遇敵，我方不一定取勝，但我軍可以在靠近敵人之處，命前軍、中軍、後軍前往援助，共同攻敵，便可獲得勝利。在這裏，胡林翼強調的也是用兵要梯次投入，留有戰略預備隊，達到進可攻，退可守，不至於進攻時缺乏後勁，敗兵時，沒有後援，一敗塗地。
在曆史上曆次軍事鬥爭實例中，將部隊分梯次運用，要數“荀螢分軍製楚國”比較典型。該戰例生在公元前559年，晉焯公曾經問計於謀臣荀螢：怎樣才能使屢服屢叛的鄭國徹底臣服？荀螢告訴晉焯公：鄭國之所以經常變卦，就是因為有楚國為它撐腰；隻要削弱楚國的國力，鄭國自然就會歸順。要削弱楚國的國力可以使分軍製楚國的謀略。荀螢進一步向晉焯公解釋：軍隊不可連續多次征戰，多戰就會疲勞；諸侯國不可多次使役，多役會招致怨恨。若將自己國家搞成“內疲外怨”，反而不可戰勝楚國。若我們使用分梯次用兵的謀略，將軍隊分成上、下、新三軍，每次隻運用一軍人馬襲擾楚**隊，使楚軍進，我軍退；楚軍退，我軍進；讓楚軍求戰不得，求寧不成，周而複始，疲於奔命。而晉軍三軍輪戰，可以得到充分輪換休整。晉軍使用此計果然將楚軍整得疲憊不堪，無力抗衡晉軍的進攻，繩陽一戰，楚軍大敗而歸，最後歸降於晉國了。這是古代在戰略上使用預備隊輪番上陣取勝的典型戰例。
在現代戰爭中，更是強調使用兵力“留有餘地”，即經常保持和正確使用戰略預備隊，不打沒有預備隊的仗，實行常備預備隊製度。現代的軍事科學認為，沒有常備預備隊就不能保持現有陣地，也不能擴張戰果。現代的戰爭是預備隊戰爭，誰的戰略預備隊多，誰善於正確使用和及時恢複戰略預備隊，誰就能勝利。在1942年上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戰蘇德戰場的哈爾科夫戰役中，本來蘇軍在1942年1月13日殲滅了德軍陣營的匈牙利第二方麵軍和意大利亞爾平軍，士氣旺盛，乘勝向德國哈爾科夫集團軍起進攻。初期，蘇軍兵力充足，進展順利，德軍節節敗退。當蘇軍攻占德軍許多據點後，戰線被越拉越長，蘇軍統帥部手中因缺乏戰略預備隊，給德軍獲得喘息機會，為德軍集結兵力贏得了時間。時至2月29日，德軍集結的兵力反而比蘇軍多10.4倍，飛機多2倍多，對蘇軍起了反擊，致使蘇軍遭到了重創。蘇軍損失高達100694人，傷139336人，損失坦克和自行火炮1345輛，大炮5291門，飛機417架。德軍通過此戰役阻滯了蘇軍進攻的步伐。這一戰役，由於蘇軍沒有強大的戰略預備隊，讓德軍反敗為勝。不過，德軍也因將兵力全部投入一線戰場，缺乏強大的戰略預備隊而未能在反擊中全殲蘇軍。也為下一場規模宏大的庫爾斯克戰役蘇軍的反擊埋下了伏筆。可見，作戰留有餘地，掌握戰略預備隊是對戰爭勝負起著重大影響的決策，此乃關係能否挽救危局、能否擴大戰果的關鍵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