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對紅房子刻骨而經久的疑懼和抗爭，讓我從小就打開了一扇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門。這是一扇現實之外的門，可能也是我通往文學深地的門。
21971年正月初十
這一天，我號稱9歲，其實才7歲。
在我們家鄉，人的年紀是以年頭來計的，說你多少歲，說的是虛歲，不是實足年齡。按這種說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麼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經是兩歲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陰曆年中還是舊年，是農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當我出生42天時，我已經兩歲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歲，更何況是正月初十。於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歲了——其實才7歲零50天。這一天，我背著書包走進了設在祠堂裏的教室，事後我痛苦地發現，我背的書包特別沉重——那不是書的重量，而是淚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們那裏為什麼是正月裏開學，這個問題我沒有琢磨過。不過，我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以後都是夏季開學了，而我們之前好像都是正月裏開學的。我覺得正月裏開學更有種喜慶色彩，書包裏藏著壓歲錢和酥糕，那感覺是很好的。中國的農村給人最統一的印象是窮，貧窮落後，吃不飽，穿不暖，髒不拉嘰，大人缺乏尊嚴，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說，我們那邊不是這樣的，我從小沒有挨過餓，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過年時還有壓歲錢，遠的親戚給兩角、五角，近的親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給一元。
我還認了個幹爹幹媽，自己很節儉的，但對別人很好，尤其對我更好，壓歲錢經常給我一張五元大鈔。一般一個春節過下來，我可以得到十幾至二十塊的壓歲錢。這是我的零用錢。我用這個錢到縣城看電影，買好看的塑料涼鞋和的確良，回來做襯衣。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憶。換句話說，我小時候沒有感到過生存上的困難，沒有這方麵的記憶。有關困難的記憶都來自精神上，來自時尚和世俗。每個時代都有時尚，我少年的時代是一個講成分和階級的時代，把人劃成兩個階級：革命和反革命；分成兩種顏色：紅色和黑類。黑類又細分為五類，即“地富反壞右”，俗稱黑五類。這黑五類中，我們一家占了兩類：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親，地主是外公，兩頂大黑帽子，是兩座黑壓壓的大山，壓在頭頂，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學的記憶是從被侮辱開始的，記得那是一個下雪天，老師出去看雪了，我們在教室自習；雪花從窗戶裏飄進來，落在臨窗而坐的我的脖子裏，我下意識地縮緊了脖子，起身想去關窗戶，剛好被從外麵賞完雪進來的老師發現了。老師走到我麵前，問我要幹嗎。我說雪飄進了我脖子，我想關窗戶。老師問我是不是冷，我說是的。狗日的老師說：你頭上戴了兩頂大黑帽還怕冷啊。
是在課堂上！
這個狗日的！
老師都是如此，更何況少不懂事的同學。所以，我不喜歡上學，因為上學對我就意味著受欺辱。都說學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識，但其實不盡然。我小學到初中，喊過的老師至少十幾個，但真正溫暖過我的隻有兩個：一男一女，男的叫蔣關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師是知青，胖胖的，演過沙奶奶。蔣老師是個仁義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樣，上課不用教鞭（隻有他一個人），高個子，籃球打得很好。十幾個老師，隻有兩個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夠了，因為他們代表著善良、正直、仁義和愛，是可以以一當十的。
每次我受了欺負，賴在家裏不去上學（這像一種慢性病，一年裏總要犯個一兩次），父親和母親會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催趕我去上學，父親是動武，用毛竹條抽打我，粗暴地趕我去；母親是搬救兵，把王老師和蔣關仁老師搬出來說教，有時還直接把老師搬回家，現場將我帶走。父親的方式其實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複雜，我經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學校，而是找一個牆角躲起來，等放學了才回家，製造一個上學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師（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不去上學，晚上篤定要來我家問原因，一問真相大白了。所以，從結果看，父親似乎在用另一種方式把愛我的老師請進家門。當然，老師登門了，學校的大門又向我敞開了。小學五年半（就隻有五年半），我最深的記憶就是這種再三的逃學、勸學，大門關了，又開了；開了，又關了。就這樣反反複複，反複中我一再嚐到了被多數同學和老師欺辱的苦頭，也一再品到了被個別老師寵愛的甜頭。
蔣關仁老師，王老師，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對天使，像一個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處、最暖處。他們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詩——
我心裏有陽光
來自兩個有性別的太陽
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實。
我曾經無數次地想過，如果沒有這兩個太陽、天使，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樣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