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那年那月那三天
這裏指的是兩個時間：一是1978年6月11日12日，二是1981年7月7日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後者是高中考大學的日子。兩個日子對我都非同尋常，有點一錘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幾回搏，說的就是這樣的日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把歧視當作動力，發奮讀書，通過優異的成績叫人刮目相看，從而改變受歧視的劣勢地位，這是受歧視者正常的一種反應，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無所謂，無所求，任歧視自由發展。我當屬於前者，想通過努力把劣勢改變的。但是，我們那會兒讀書學習成績是不重要的，考試都是開卷考，好壞很難體現也無人關注。那時候，我們的好壞主要體現在勞動積不積極，好事做得多不多，對老師禮不禮貌，等等這些課本之外的東西上。這些東西我都做得不錯，小學五年，我當了三年的勞動委員。我待人也特別禮貌，因為自卑，做什麼都禮讓三分，當忍則忍，包括現在都這樣的。少不更事的我並不知道，我的努力並不能改變我的命運。改變我命運的是鄧小平。到了1977年，天變了，國家恢複了高考，學校也開始要成績了。這時我在讀初二。我讀的是兩年製初中，初二就是畢業班。要在以前，像我這種“黑五類”，上高中肯定是沒門的。以前讀高中都講推薦，百分之五的比例，基本是“幹部”子女的特權。但是那一年鄧小平把天變了，上高中要考試，擇優錄取，我的機會就來了。
父親比我還重視這個機會，並把這種機會歸結到是我們造了新屋。其實那時我們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還住在老屋裏，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離紅房子遠啊。從那以後父親在新屋裏給我調整了房間，調到離紅房子更遠的西邊的房間裏，並專門對我講了一大通話。這些話是我以後長長的一係列知道的開始，可以不誇張地說，這些話幾乎決定了我對世界的看法，至今還在對我發揮作用。父親圍繞著希望我發狠讀書的主題，說著說著，變得像一個哲學家，向我道出了一個至真的道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我已經忘記父親有沒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發揮的閑言碎言，我至今不忘。父親說，文化就像太陽光，火燒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沒收不了（那時政府經常沒收私人東西，連你家多養一隻雞也要沒收，叫割資本主義尾巴），一個人有文化、有知識，是最大的福氣和運氣，雲雲。
把知識文化比喻成天外來的太陽光，這是我父親的發明。說真的，以前我對父親的感情很複雜，一方麵我覺得他很了不起，對生活和事情特別有見地、有追求，像個哲學家，另一方麵我又覺得他糊塗，經常裝神弄鬼，像個愚昧的人。另外，我父親脾氣很差，有點喜怒無常，動不動要打人。現在我又不這樣看了。現在我覺得我父親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隻是時運不佳，虎落平陽，變成了一隻羊而已。
話說回來，自父親跟我談過這次話後，我開始發奮讀書，得到的回報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們甲乙兩個班共98名同學，最後考上高中隻有5個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發奮讀書，我雖然也發奮，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於中間，不冒尖。1981年，我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隻有3%，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結果那年高考，我們班上54名同學隻考上了3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錄取分數高出不多，屬於險勝。盡管如此但依然驚動了老師和同學，而且馬上流傳開一種很惡毒的說法，說我在考試時“做了手腳”。
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又考得那麼好？完全用運氣來說有點說不通，因為高考三天，後麵兩天我都在發燒。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隻有我自己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
那麼，是什麼呢？我現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親，他本是最愛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沒有給我探究出一個科學的所以然，而是給出了一個大眾化的答案：這就是我的命。
這個答案其實比問題本身還要更神秘、更複雜化。
41981年8月29日
陽光都被樹葉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規則的圖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馬路上。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裏的馬路。這是1981年8月29日。這一天，我像進入了夢鄉，被一輛軍車牌照卡車從富陽拉到杭州，進而拉到浙江省軍區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暫停留後（等人），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車站。一路上，我記住了一個驚奇，就是太陽光像一塊大白布，被遮天的樹葉剪得粉碎，鋪在泛黑的瀝青路上，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夢中的情景。雖然這時候我還穿著便裝，但嚴格地說此時我已經是一位軍人，享受著軍人應有的待遇。比如進火車站時，我們走的是軍人專用通道，上了火車，乘務員給我們提水倒茶，我們也給乘務員拖地擦窗，親如一家人，情如魚水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