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龍之介有一篇著名的小說《河童》，講的是河童這個種族的嬰兒將要出生時，他的父母便會詢問他是否願意降生到人間，如果回答不願意，他的生命將會自動消失。
河童族的人是幸運的，可惜的是，人類並無此幸運，沒有人會征求你的意見：願不願意出生。你就已經降臨人世，有了生命，在呱呱聲中，來不及問一聲為什麼，命運的鞭子就已經催你上路了。
麵對洶湧而來的無限時空，人類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在把目光轉向那玄妙不可知而又必然不可免的命運時，人類在麵對物質世界的雄心勃勃和不可一世，是否還能剩下什麼？人活著又究竟是為什麼呢？
“我為何而生？”古往今來，人類何止千百次地這樣追問過自己。我們究竟為什麼而活著，這個問題太簡單又太複雜。有人碌碌一生，未及思考就已經成為人間的匆匆過客；有人皓首窮經，苦思冥想，終其一生也未能參透其中玄機。
茫茫的宇宙中，人類是唯一能夠追問自身意義的動物，這是人類的偉大，也是人類的悲壯。
人生的意義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前提是生命的一次性和短暫性。在具體的人生中，每一個人對於意義問題的真實答案都不是來自於自身的理論思考，而是來自自身的生活實踐。
人生的意義永遠是不確定的。用薩特式的存在主義的觀點看，活著本身是荒謬的，沒有人跟我們商量過就胡亂將我們拋擲在這個世界上。
人的一生，實質上就是上演一場悲劇。人，在自己的哭聲中、在親人的笑聲中踏入這個世界，又在自己的無言中、在親人的哭聲中離去。那最初的一哭，就是人生悲劇的開幕；那最後的一哭，就是人生悲劇的謝幕。也許人生的意義就蘊藏在那最後的哭聲的多寡與高低之中吧！
有些人正因為看到了人生的終極意義的虛無，在經曆了人世冷暖、艱難苦恨、富貴榮華、獲得世人稱讚活得有意義之後，卻選擇了放蕩不羈、遁入空門、離開這個世界。莊子為妻子的死鼓盆而歌；音樂家李叔同放下音樂念起經來；陶朱範蠡散盡巨富隱逸而終；國學大師王國維留下一句“五十隻欠一死”跳湖了；歐洲中世紀哲學家奧古斯丁拋棄情人和未婚妻，做了修道士……
我們是否也該效仿前人的“英雄壯舉”？不，你我都沒有資格。隻有最聰明、最勇敢和最愚蠢、最怯弱的人才夠格！正因為他們使我們一眼看到了人生的盡頭，讓我們頭腦頓時清醒過來，使得我們能夠達觀地對待身邊的人和事。
人生的意義的珍貴之處不在意義本身，而是寓於對人生意義的尋求的過程之中。英雄探寶的故事之所以吸引人並不是因為最後能夠找到寶物，而是探寶途中驚心動魄的曆險情境。尋求人生意義的過程就是一次精神領域的探寶過程，尋求的過程中使我們感到生存是有意義的，有價值的，從而能夠使我們充滿信心地活下去。很多藝術家都視創作為生命，不創作就活不下去。如果超出這一點去問貝多芬為何熱愛音樂，凡·高為何要畫畫，他們肯定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人類迄今所創造的燦爛文化如同美麗的雲景，把人類生存的天空烘托得極其壯觀。然而，若要追究雲景背後有什麼，那我們就隻能墮入無底的虛無裏了。
所以說，生命的終極意義問題是沒有答案的。無論我們怎樣的殫精竭慮、執著求索，隻要我們不是自欺欺人，我們在這方麵就絕不可能有新的收獲。
人來到這個世上，無非就是為了活一場罷了，生命本身並沒有什麼目的可言。這樣，“為什麼活著”這個問題就悄悄轉化為另一個問題“怎樣活著”。於是，我們為生命設置了目的：信仰、事業、愛情、幸福等等，實際上都隻是我們用以度過漫無無目的的生命的手段而已，而生命本身則成了目的。
人生中的很多大問題都是沒有答案的，但是，人類唯有通過思考這些問題才能真正擁有自己的生活信念和生活準則。
活出真性情的人生是最充實的
世界上有兩種花，一種花能結果，一種花不能結果。不能結果的花，玫瑰、鬱金香等，它們在陽光下開放，沒有任何目的，純粹隻是為了快樂。快樂本身就是它們的成功。
人也像花一樣，有一種人能結果，成就一番事業，而有一種人不能結果，一生沒有什麼建樹，隻是一個普通人而已。很多時候，我們對於成功的定義總是太過於狹窄，把名譽、金錢、地位和世俗所認可的一切當成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