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愛新詩。有人愛詩詞。事關趣味，無可爭辯。然而，近百年來，成就較大的新詩人，從郭沫若、聞一多到餘光中、洛夫，大體都有深厚的國學基礎與文化修養，他們寫作的新詩兼具古典的風雅與現代的風流。郭沫若《湘累》、聞一多《李白之死》、餘光中《大江東去》、洛夫《與李賀共飲》，完全是新詩。然而僅從取材，即可看出他們對詩詞的熟稔與對古典的敬意。
詩詞的某些意境“如沉著，如衝澹，如典雅高古，如含蓄，如疏野清奇，如委曲、飄逸、流動之類的神趣，新詩裏要少得多”(鬱達夫《談詩》)。把詩詞看做是舊文化、與新詩新文化完全對立的人，寫新詩而不看詩詞、不懂詩詞、不愛詩詞的人，其結果隻能是局限自己。理由很簡單，在同屬漢語詩歌這一點上，新詩與詩詞仍屬一江之水，新詩從詩詞那裏，應該是有所借鑒、有所汲取，而不必棄之如敝屣。
話說回來，詩詞作者對新詩，也不能無知。“不薄新詩愛舊詩”(陳毅)，依我之見，“不薄”還不夠，還應關注，還應敬畏。柳亞子曾經說:作詩詞難，作新詩更難。何以言之?知堂說，詩詞“是已經長成了的東西，自有它的姿色與性情，雖然不能盡一切的美，但其自己的美可以說是大抵完成了”周作人《論人境廬詩草》。。這個“大抵完成了”的美，主要指詩詞的形式美，如格律、技法、藻繪等等。所謂“完成”，是指在藝術上形成慣例，當這些慣例被絕對化，形成某種模式和美學判斷的標準，後來作者便會走捷徑，滋生惰性，訓練出“創造性模仿”。其負麵作用很明顯，那就是“抑製勇於創新的詩人，扶助缺乏創見的詩人，把天才拉平，把庸才抬高”斯蒂芬?歐文.初唐詩[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P5)。初唐的宮廷詩對於南朝新體詩，明詩對於唐詩，就是如此。
新詩的情況則不同，由於是自由體，它的美(形式美)隻能處於不斷的探尋中。惟其如此，便沒有慣例可循。第一個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第二個把女人比作花的就是庸才。新詩較詩詞，更深入生活細節，更重視思維深度，對想象、對構思、對措語、對內在韻律，要求更高，因而更難以藏拙，更需要原創性，更需要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