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是一個傑出學人輩出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老師享有較高精神地位的時代，恭恭敬敬事師的學人比比皆是。
民國學人事師之恭，首先表現在拜師的鄭重其事上。劉宜慶《浪淘盡--百年中國的名師高徒》一書(華文出版社2010年9月版)介紹:國學大師劉師培一家五世治《春秋》，但對曆法問題沒有弄懂，《春秋長律》不能定稿。1910年，劉師培請當時擔任軍職的徐紹楨校勘《春秋長律》:“聞先生曆算精深，請校閱疑誤，則小子無遺憾，先人當羅拜矣。”見劉師培一臉恭謙，徐紹楨擺起譜來:“你誠心誠意請我校正，明天應當準備好衣冠，捧書來，我看看書稿，我能修改，你再穿好衣冠，行完跪拜大禮之後，我秉筆校正”。第二天，劉師培果然具衣冠捧書來，徐紹楨認真閱讀了兩三個小時，對劉師培說:“錯誤甚多，不僅條簽疑難也。當盡半月之力，為君改正。”劉師培果然跪地行禮，頂書謹奉。十天後，徐紹楨為劉師培《春秋長律》校訂錯誤百餘條。劉師培國學功底比武人徐紹楨深厚得多，為了弄懂曆法之學，卻甘於拜學問不如自己的人為師，一時傳為佳話。
黃侃拜劉師培為師也是當時的美談。黃侃隻比劉師培小兩歲，本來可算同輩學人，而且黃侃在小學、文辭方麵明顯強於劉師培，但在經學方麵，劉師培功底深於黃侃。1919年春天，劉師培病重，自知不久於人世，有次與黃侃閑談，說到自己的事業，頗有後繼無人之慨。黃侃知道劉師培膝下無子，安慰他說:“你在北大授業，還用擔心你的學問沒有傳人嗎?”劉師培歎了一口氣說:“北大諸生恐怕難以擔當此任。”黃侃說:“你覺得誰能繼承你的學問?”劉師培答道:“像你這樣足矣!”黃侃聽後，立即站起來認認真真對劉師培說:“隻要你不認為我有辱門牆，我就執弟子禮。”第二天，黃侃果然用紅紙封了十塊大洋，磕頭拜劉師培為師，就這樣成了劉師培的關門弟子。
民國學人事師之恭不隻是體現在最初的拜師上，更體現在一生對為師者的尊敬上。有一年，章太炎去北京大學作學術講座，在各個大學執教的弟子馬幼漁、吳檢齋、錢玄同、劉半農等隨身服侍。章太炎演講時聲音小，隻會說一口蘇州土話，不能操國語。錢玄同負責向聽眾翻譯，劉半農則負責寫黑板。雖然辛苦異常，這些舊學生卻以有為老師服務的機會為榮。訓詁學家陸宗達藏有其老師黃侃手寫的一張紙條，這張紙條夾在黃侃批點的《爾雅義疏》中，紙條上所書為某字之注釋，最後兩句為“憶昔申叔師亦未明此義，以之問侃，侃未能解。今此字義雖明，而師歿已數年，不覺泫然。”老師去世多年，弟子仍然念念不忘師恩，其對師道的恪守可見一斑。
鄭重其事拜師也好，長久尊敬自己的老師也罷，都是因為民國學人對學問有一種內在的熱愛，對世俗的欲望不那麼看重。正因為在乎學問本身，他們才對掌握知識的人有一份出自內心的追慕和敬重，他們才會不去計較為師者是否在整體學問上超越自己，拜他們為師，會不會有損麵子。這種事師方式恰恰最符合以能者為師的傳統師道。
不禁想起現在一些學界中人的事師。如今某些年輕學人報考誰的研究生，先要搞清楚對方的頭銜，比如是不是校長、副校長、某某基金評審專家、某個學術刊物的主編，答曰是，立即趨之若鶩;答曰否，馬上掉頭而去。原因很簡單，老師有頭銜有麵子，才可以幫助學生畢業後拉課題、評獎、升職稱。而一些研究生導師呢，招生時也不在乎學生是否具備治學的興趣和能力，隻看其職位和資產，以圖自己今後辦事方便。
在師道日趨淪落的時代，民國學人的事師方式格外值得我們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