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我問你:有人借了你一百塊錢，說好一個月歸還，如今一個月過去很久了，他依然沒有還你的意思，見到你就像無事人一般，讓你很不高興，你準備去討嗎?估計你會回答:沒準備。也不隻是你如此，換了遊某，一樣會作出相同的選擇。在一些國人看來，欠債不還似乎不算一個怎樣的道德汙點，討債反而讓人覺得不地道。
然而，當年的吳宓絕對不是這樣。某次，中文係一位教師借了吳宓五塊錢，說明一周內歸還。一周過去了，此人並沒有還錢，吳宓走到他家裏，向其討還了欠款。那位教師很憤怒，在外麵說吳宓小氣，吳宓向別人解釋說:“我不是為了五元錢，我是在幫助他提高道德修養”。
吳宓有個習慣，每月發工資那天都要上郵局彙錢，收款有他的親友，也有他的學生，有時不夠還向鄰居借錢。某學生考取美國留學，但家裏沒有這麼多錢，吳宓一次就給了他三百大洋，使這個學生終於如願以償，而且再三聲明:這筆錢是送給他的，不用償還。“文革”後期，西南師範學院一位女教師看到吳宓孤苦伶仃，頓生同情，給他編了一雙毛線襪子，吳宓回報那位女教師1001元錢。在那個時候，1000多元錢是一筆巨款，可以買許多貴重的東西，旁人覺得吳宓給得太多了，吳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襪子的成本費、勞務費，還有無價的感情都算在裏麵的，我給她的不算多。”
我們的時代在向前發展，各種吃的住的玩的都比以前豐富得多，但人的性情似乎越來越萎縮，吳宓式的人物早已成為一種絕響。一個人說自己想說的話，做自己想做的事，盡情展露自己內心的意誌，非但得不到旁邊的人和整個社會的鼓勵，反而感到步履維艱。在政壇上，領導會認為你不成熟，你很難得到提拔;在專業領域，別人會覺得你太固執、缺少變通，因而，評獎、評職稱方麵往往會吃虧。所謂“會來事”、“會做人”，從正麵的意義上說，是做事講究方法、不輕易得罪人;從反麵的意義說，其實就是掩蓋自己的內心，按照社會的一些潛規則去運作，是城府、世故的代名詞。
我欣賞吳宓式的真性情，但我深知，要讓真性情在社會上生存下去，就必須去掉我們的文化中那種急功近利的因子，必須消除我們靈魂中的虛偽和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