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知識分子如何為人處事，中國的傳統文化其實並不缺乏規範，“士可殺，不可辱”，“士大夫之恥，乃為國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等，這種種說法都有道德訓誡的成分在裏麵。不過，在不同曆史時期，知識分子所起的作用並不相同，比如他們在戰爭年代就比在和平時期更能表現出高貴的心性，也更敢於作出讓人肅然起敬的取舍。
在中國現代史上，1937年絕非尋常，這一年的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中華民族開始全麵抗戰。然而，由於中國長期貧弱，在最初的戰爭中，中國軍隊連連敗北，11月11日，上海淪陷;12月13日，南京失守，長沙成為後防重鎮，北大、清華、南開合組的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大前身)隻好再度遷徙。1938年2月20日，長沙臨時大學200多名師生組成湘黔滇旅行團，由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委派的黃嶽中將擔任團長，聞一多、許駿齋、李嘉言、李繼桐等11名教師組成輔導團，徒步向1600多公裏外的雲南省昆明市(其中步行1300公裏)進發。那是一次怎樣悲壯的文人長征啊!旅行團師生每天早晨六點鍾就得起床洗漱，洗漱完畢就吃早餐，早餐是稀飯，吃完早飯馬上趕路，晚上7點以前再無飯吃，一天就吃這樣兩頓飯。宿營的地方五花八門，教室、馬店、客棧、柴木棚、榨油房、倉庫、茶館、禮堂、戲園子都被用來攤鋪蓋，師生們不得不經常與恐怖的棺材、臭烘烘的豬以及臭蟲、跳蚤、虱子等等為伍。而行走的任務又非常艱巨，少則一天走60裏路，多則要走八九十裏，甚至一百裏。然而，再苦再難也嚇不倒那些意誌如鐵的知識分子，經過68天的風雨兼程，200多名師生終於順利抵達昆明。
1938年秋天至1943年秋天，日軍經常空襲昆明，其中1940年-1941年特別頻繁。空襲警報一來，師生們必須丟下手頭的一切趕快離開，否則就有性命之虞。林徽因曾在一封信中描述了金嶽霖先生跑警報的情況:“可憐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中有課，常常要在早上五點半就從這個村子(龍頭村)出發，而還沒來得及上課空襲就開始了，然後，就得跟著一群人奔向另一個方向的一座城門、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點半，再繞許多路走回這個村子，一天沒吃、沒喝、沒工作、沒休息，什麼都沒有!”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處境中，金嶽霖寫出了力作《論道》和一生的代表作《知識論》。當時像金嶽霖這樣的學者還很多，比如機械工程學家劉仙洲跑警報之餘寫出了著名的《熱工學》;社會學家陶雲逵則冒著被敵人炸死的危險跑遍雲南全省，調查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語言分布、宗教信仰、地理環境，創辦邊疆人文研究室和《邊疆人文》雜誌。
戰時師生的三千多裏長征、跑警報期間教授們利用時間的邊角餘料開展科學研究，當然首先與學人們安身立命的想法有關。學人是以學問作為生存的基礎的，一個學人不能用自己的知識服務於社會，社會就沒有理由養活他。但最根本的還在於那一代知識分子內心有一種心性支撐著。這種心性就是:國難當頭，每一個人都要有一分熱發一分光，把國家從危難中盡快地拯救出來，不能再讓這個民族遭受別人的欺淩。如果僅僅是因為個人的謀生問題，淪陷區大學教師的待遇普遍比西南聯大要好，他們大可不必為了一個普通的教職吃那麼多苦頭。
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心性，永遠是我們的民族記憶中最溫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