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話頭扯得太遠了點，對不起你們。前邊說到七叔跳到炕上去拿他的牛皮挎包，那是他的寶貝。現在，他雙手捧著寶貝站在我的麵前。我的懷裏，抱著不滿周歲的女兒。我猜想那個挎包年輕時，必是油光閃閃，溫良如玉，呈現著鮮明的棕紅色。但現在它像七叔一樣老了。它顏色發黑，失去了光澤，銅件上生著斑斑綠鏽。七叔蹲在我的麵前，打開挎包，拿出一個紅布包兒。紅布因年代久遠，顏色發黑。七叔神色鄭重，解布包時手指微微顫抖。我雖然知道包裏有什麼，但還是被他製造的莊嚴氣氛感染，不由得肅然起了敬意。那枚鍍銅褪盡的淮海戰役紀念章終於又一次呈現在我的眼前當然也呈現我女兒的眼前。與現在的富麗堂皇的豪華紀念章相比，七叔的寶貝實在是太寒酸了，說句難聽的話那簡直就是一塊破銅爛鐵，扔在大街上也沒人去撿。但這東西在七叔的心目中，神聖無比。
我們學校曾經排演過一出戲，戲裏有一個解放軍的功臣還鄉報殺父之仇，負責導演又兼主演的常老師在我的陪同下，到七叔家去借他那套著名的服裝當然也包括那枚光榮的紀念章。常老師說明了來意，並反複強調了我們排演這出戲對於教育農民的重要意義。常老師說：老管同誌，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導我們說，“重要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您是應該知道的。七叔滿麵赤紅，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他說：常老師，我把老婆借給你們行不行？常老師愣了一會兒，隨即滿臉通紅，表現出十分的尷尬。後來，在村黨支部書記的幹預下，七叔不得不把他的寶貝借給了我們學生劇團，但他老人家也就成了我們的義務道具員，我們到哪裏去演出，他就跟到哪裏。那時我們有飽滿的革命激情，為了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怕寒冷和疲勞，像日本鬼子拉網一樣，不放過高密東北鄉每一個村莊。那時候我們是上午學習，下午就往晚上演出的村莊進發。七叔白天要參加生產隊的勞動，晚上還不能耽誤了我們的演出，耽誤了演出那就是個政治態度問題，隨便給他扣上一頂帽子就夠他受的。因為他的小氣，我們宣傳隊都對他有意見。宣傳隊的隊長就是那個跟我一起去向他借服裝的常老師，當時他用那麼難聽的話頂了人家，讓人家下不了台，你想想吧，還會有他的好果子吃嗎？我們宣傳隊長說：管老七，借用你的服裝，是革命的需要，支部書記也說了話的；既然你不放心，非要自己跟著，我們也拿你沒辦法，但是，你聽明白，如果你耽誤了我們演出，你就是破壞宣傳毛澤東思想，破壞宣傳毛澤東思想就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你聽明白了嗎？七叔滿不在乎地說：聽明白了，隊長同誌，您就把心放在肚皮裏吧。想當年俺冒著槍林彈雨往前沿陣地給解放軍送炮彈，那活兒，跟這活兒，比較起來，這活兒，就好比是張飛吃豆芽——小菜一盤。宣傳隊長點點頭，拖著長腔說：好哇！隊長的話裏，暗藏著殺機，連我這個缺心眼的都聽得出來，七叔卻興衝衝地說：您就請好吧，隊長。畢竟是一筆難寫兩個管字，我悄悄地對他說：七叔，小心點吧，隊長要收拾你呐！他卻笑嘻嘻地說：忠不忠看行動，我要用實際的行動告訴你們，重要的問題是教育老師，而不是教育農民。
說話多容易哇，嘴唇一碰，舌頭一彎，十萬八千裏就出去了，可要走一裏路，最少也要邁上五百步。高密東北鄉土地遼闊，村與村之間相距最近也有八裏路，遠的有四十裏。那時候條件差，別說汽車，連自行車也是罕有之物。我們村隻有兩輛自行車，一輛是支部書記的，另外一輛，是麻風病人方人美的。方人美無有自行車之前，人們害怕傳染，都躲著他；但自從置上了自行車之後，他就吃了香。據方人美說，七叔為了趕場，曾去向他借自行車，還用大道理嚇他，用大帽子壓他。方人美眨著可怕的疤眼睛說：去你媽的管老七，宣傳隊有什麼了不起？老子在瘋人院治病時，也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還是副隊長呢！你嚇唬誰呀！我們去縣委禮堂演出，連縣革命委員會主任毛森都去觀看。看完了還上台講話，講完了話還挨個兒跟我們握手、照相，那真叫親密無縫，連根針也插不進去。知道我們麻風院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拿手好戲是哪一出嗎？革命樣板《沙家浜》。知道咱在戲裏扮演啥角色嗎？革命英雄郭建光。知道扮演阿慶嫂的是誰嗎？俺的老婆黃春芳。我們也有戀愛的權力呀。七叔堅決否認他曾經去借過方人美的自行車。看把他燒包的吧，七叔說，人無誌氣，猶如樹無皮。我寧願爬著去，也不騎他的麻風車。老子要騎就騎高頭大馬，左挎牛皮包，右挎駁殼槍，牛皮的寬腰帶攔腰一紮，手提韁繩，腿夾馬腹，那是什麼樣的感覺！但戰爭年代早就過去了，馬已經快要絕跡了。這種動物不但要吃草，而且還要吃料，生產隊裏哪裏去弄草料喂他們？戰爭激烈的年代才是馬的黃金歲月。現在生產隊裏隻養著七頭老牛，兩匹瘦驢。瘦到啥程度？像皮影似的。七叔說，這驢，脊梁比刀還快，女人騎最好，坐上去，一顛，嚓，像切瓜一樣，順著縫兒就劈成了兩半。其實，就連這樣的驢，七叔也撈不到騎，他能自由支配的，隻有自己的兩條腿。
為了不耽誤我們的演出，也為了他發下的高昂誓言，更為了保護他的寶物，在那個冬天裏，七叔大大的辛苦。他撕下一條被單，把他的軍棉衣、軍棉帽、大皮靴精心包紮起來，那枚紀念章自然是揣在懷裏。傍晚收工後，他扛著農具，往家飛跑，有時候跑得比騎著自行車的方人美還要快。一進家門，扔下農具，揭開鍋蓋，抓起一個燙手的地瓜，把大包袱往肩上一掄，不顧兒子們的吵鬧，不顧圈裏的豬餓得吱叫，不顧七嬸的嘟噥，風風火火地躥出家門，向我們演戲的村莊奔跑。七叔從來不說“奔跑”，他用得都是軍事術語，“急行軍”啦，“打攻擊”啦，“強衝鋒”啦，一張嘴就透著不凡。那一年他將近四十歲了，營養狀況也不好，白天在生產隊裏熬了一天，晚上再來一次“急行軍”，的確是夠他一受。但這僅僅是我的擔憂，七叔心裏怎麼想我不知道，反正他的嘴裏從沒說過草雞話。幸好那解放軍的英雄是在戲即將結尾時才出場，這樣就給七叔留下了比較充裕的趕路時間。否則，即便他跑得比野兔還快，也要誤了場。
前邊我交代過，高密東北鄉最邊遠的那個村莊離我們村有四十多裏路，那個村莊很小，隻有十幾戶人家，總人口不超過七十，村名卻牛皮哄哄的叫做大屯。素有大屯不大，小屯不小的說法。其實我們去小屯演出時，大屯的人幾乎全都去看了。大屯比小屯還要遠七裏路。我們都不願再往這大屯跑一趟，可我們這該死的隊長非要去。我心裏明白，這老兄多半是為了修理我七叔才安排了去大屯的演出，並不是像他嘴裏說的那樣，什麼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能留一點死角。他是隊長、導演、主演，他的話就是聖旨，誰敢不聽，他就給人扣大帽子。而且他還給我們許願，說路程超過了四十裏，就可以每人報銷五毛錢。那時候五毛錢對我們這些小學生來說可不是一筆小錢，恰好能買一對大無畏牌幹電池呢。那時我們隻要有一隻燈塔牌手電筒，再配上一副大無畏牌幹電池，就是十足的神氣了。晚上走夜路既壯自己的膽，又能勾搭上女同學與我們同行。我們班最美麗的女生名叫郭紅花。後來她嫌此名太土，改成郭江青。粉碎“四人幫”後，她又嫌此名太臭，改成了郭安娜。關於這個美麗的女同學的事我們後邊再說吧。